1931年，中国爆发了一场空前的洪灾

说起1931年，对近代史稍有了解的国人都知道这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拉开了十四年抗战的序幕。可鲜为人知的是，就在这一年，中国发生了一场特大洪灾，中华民族经历了浩劫。

1931年夏天，我国南方各地突降大雨，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了每天400毫米降雨量。而据《中国历史大洪水》一书记载：“从6月28日到7月12日，为时大约半月，许多地方雨量在400毫米以上，有的地方雨量一天就超过200毫米。……7月18日到28日，历时11天。不论是近江还是离江较远的一些地方，都留下连降暴雨的记载，譬如安徽的安庆‘连日大雨如注’，铜陵‘急雨倾盆，连绵十数昼夜’……。7月底至8月15日，此期主要雨区北移至黄淮之间和汉水下游，山东平阴两天雨量约达370毫米、湖北钟祥三天雨量达250多毫米的记录。”

如此强的暴雨以及长江水位上涨，再加上当时国家动乱，地方腐败，很多防洪提都是清朝留下的工程，几十年未能得到修缮，长江、淮河流域纷纷决堤，滚滚的洪水疯狂咆哮，向无数的生灵冲去。

据当时国民政府统计，共有16个省直接受灾。《申报》报道，仅武汉地区：“共16.3万户被淹，受灾人数达到七十八万人。”另据李文海、程歗等学者研究“武汉三镇没于水中达一个多月之久。大批民房被水浸塌，到处是一片片的瓦砾场。电线中断，店厂歇业，百物腾贵。二千二百多只船艇在市区游弋。大部分难民露宿在高地和铁路两旁，或困居在高楼屋顶。白天像火炉似的闷热，积水里漂浮的人畜尸体、污秽垃圾发出阵阵恶臭。”

其他地区同样陷入了“人间地狱”，比如安徽许多地“城区房屋倒塌，庐舍飘没，江面船只被风击沉，仅8月26日早晨，因‘圩堤续溃’溺毙者就有4000多人。至于其城乡灾民，多达41.8万余人。”

大洪水发生后，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指出：“灾民已达七八千万人，占中国总人口数的1/6，如果不能得到有效处理，不仅是中国的惨剧，也与民生主义背道而驰。”因此中国各界人士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支援灾区，踊跃捐款、捐物资的活动。

南京政府全力开展救灾工作，可当时国家财政困难，根本难以拿出太多的钱赈灾。于是全国民众被动员了起来，没有遭遇洪灾的的人们，纷纷慷慨解囊，大力援助灾民。而宋子文则通过发行公债的方式筹集资金，9月17号，发行了第一批赈灾公债3000万元。而当冬天将要到来时，各地纷纷赶制棉衣，帮助灾民过冬。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专门成立了全国青年会水灾急赈委员会，决定救灾方针及计划。在全国各地号召民众踊跃捐款，帮助灾民渡过难关。据统计“在此次水灾救济中，有青年会单独募集或联合各团体募集之款不下六万余元，而赈衣则为三万五千余件，其中募集到款项有三万元交给华洋义赈会用以芜湖建筑防洪工程中，其他则用以办理各地急赈、农赈等事宜。”此外其他教会组织、华侨信徒以及传教士也参与捐款，仅基督教全国协进会就收到各种捐款达16万多。

而广大民众出于对灾区同胞的关爱，也把为数不多的积蓄捐赠出来，以支援灾区。笔者的爷爷就回忆：“那时，我在厦门美人宫汽车站卖报，看了报上关于灾区的报道，很受感动，出于爱心，对灾民的遭遇，深表同情。我遂把七天所卖报纸获利资金连同平时储蓄的十五块银元全部捐给灾民。”

中国水灾也惊动了国际联盟。9月17日的国联通过救华水灾办法——“一切会员国非会员国一齐救助中国水灾。”并派遣卫生部长拉西曼等人来到中国参与水灾后的卫生防疫工作。

虽然有全国各界以及国际上的支持，在一定程度缓解了灾情。但当时中国积贫积弱，难以应对如此巨大的灾难，因而洪灾造成了惨痛损失。据统计1931年大洪水总共造成了400万人死亡（最大值），这是中国有史记载以来，最大的灾难。放眼全球也是一场空前的灾难。

需要指出的是，正当中国上下都在救援灾区时，日本关东军借此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迅速地夺取了我国东北。如此趁人之危的举动，说明了军国主义者的无耻。

延伸阅读：《龙王之怒：1931年长江水灾》

本书是一部以洪水为研究对象的环境史著作，具体描述了中国1931年长江洪水对江淮地区，通过史料挖掘与铺陈，一方面解释了洪水对当地带来的生态和经济影响，另一方面讲述了人们对洪水的应对。本书试图以这场洪水为出发点，考察中国自古以来长江流域发生洪水的历史脉络、人与洪水关系的变化、人们对抗和引导洪水的活动，进而探究近代以来中国多发灾害的历史成因，回顾中国对灾害认知的不断加深，从而丰富对灾害历史研究的理解。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厦门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