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圣经》在中国翻译的历史简述
《圣经》是基督教唯一的经典，对此，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 3章16至17节中有明确的定义：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现代中文译本圣经》中更通俗易懂的做了概括：全部圣经是受上帝灵感而写的，对于教导真理，指责谬误，纠正过错，指示人生正路，都有益处，要使事奉上帝的人得到充分的准备，能做各种善事。 就是说圣经不是出于人的思想，乃是神将祂的意思和话语，借着祂的灵，呼到写《圣经》的人里面，再从他们里面呼出来。因此《圣经》里面有神的成分和味道。“教训”指从正面教导人，使人认识神和神的心意；“督责”指从反面责备人，使人明白是非；“使人归正”指使出轨的人回到正道上；“教导人学义”指由浅入深、按部就班学习公义；“都是有益的”指具有功效。
《圣经》是基督徒信仰和行为的最高准则。基督徒最大的快乐和福气，就是天天能借着神的话，而触摸神，品尝到神的恩典；《圣经》是人生正途的标竿，凡是要晓得任何“道”是与不是的，必须好好考查它，叫属神的人获得灵里的完全及生命的丰盛；《圣经》是信徒行事为人的必要装备，使之有指标并能力，能追求并行出各样的善事。
按照丁光训主教主编的《基督教大辞典》解释：《圣经》（Bible) 亦称《新旧约全书》，名称源于希腊文biblia，意谓“一组书卷”，原系复数词，在拉丁文中衍变为单数专有名词，被奉为基督教神学数义的根本依据，内容包括历史、传奇、典章、律例、诗歌、论述、书信、祷文、智慧文学、启示文学等。按基督教传统皆由古犹太先知或耶稣使徒感受上帝的启示而作，由《旧约》和《新约》连缀而成。“约”源于希腊文diatheke及拉丁文testamentum，意谓“契约”、“盟约”或“约法”。“旧约”和“新约”之说是在二世纪末才出现的，它们起初分别用来指称上帝通过摩西与以色列人所立之约，以及上帝通过耶稣与教会所立之约。其含义是，它们是隶属于旧圣约或新圣约的经卷，而非其本身就是上帝与人所立之约。（约翰.里奇斯著，梁工翻译《圣经纵览》）基督教认为，《旧约》是上帝藉古犹太历代先知与以色列所立之约，《新约》是上帝藉其独生子耶稣基督与信徒另立的新约。基督教新教的《旧约》由39卷构成，天主教和东正教《旧约》另收入被新教视为“次经”的《多比传》、《犹滴传》等若干经卷，各教派的《新约》大都为27卷。
也有说《圣经》一词，源于希伯来文kethubhim，意为“文章”，希腊文作tabiblia，拉丁文作Scripturoe，拉丁文衍为单数词Biblia，进一步演变为英文Bible意“经卷”和the Holy Book 意 “神的书”，中文译为《圣经》，这是基督教中国化最大的工程，也是最大的贡献，即将《圣经》翻译成汉语，当然也包括中国其它少数民族语言版本的《圣经》。
《圣经》（Biblia/BiBAos）是全世界版本最多、印数最高、传播最广和影响最大的书籍。自1456年谷登堡把印刷术用于《通俗拉丁文本》的第一个印本《谷登堡圣经》以来，《圣经》这部“世界畅销书”已经印刷六十亿册以上（也有说是四十亿册，仅供参考）。研究表明，地球上估计有6500种语言，部分或者全本《圣经》已经被翻译成了2300种语言，这些已经翻成的语言是地球上主要的语言，其余大部分语言是数量相对较少的人讲说的地区方言。10个人中至少有1个人就拥有自己母语的部分《圣经》。即使如此，很多基督徒还是不满意，估计还有700多项《圣经》翻译工作正在进行中。
中国的情况虽然有些特殊，但是倘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所载景教主阿罗本于唐贞观九年（635年）到达长安传教译出景教经典若干卷的纪事不虚，那《圣经》传入中国已有1370年以上的历史，迄今有据可查的汉语和民族语言《圣经》译本已达百余种。1985年以来，中国基督教新教通过“爱德印刷厂”印刷的《圣经》接近五千万册，再算上1985年之前中国基督教新教印行的《圣经》和中国天主单独印行的“思高本”《圣经》，中国《圣经》印刷数字已经相当可观。
《圣经》在中国的传播，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或阶段， 1840年以前、1840—1860年、1860—1900年、1900—1950年、1950年至今。
18世纪初，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巴设曾翻译四福音书、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所藏练号为史隆三五九九号的汉译部分《新约》，可能是巴设所译。这本译稿是由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职员带到伦敦赠送给汉新·史降爵士的，后来由他捐献给博物馆收藏。自18世纪2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由于清政府的禁教政策，译经工作更加困难，虽有零星翻译，但均未见流传。新教传教士在19世纪初开始着手翻译《圣经》。最早的是在印度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马士曼，在他的助手拉撒的合作下于1822年完成《圣经》的全部汉译工作并在同年出版。这个译本称作“马士曼译本”。
《圣经》事业同其他传教事业一样，并不是纯宗教的，或单一地出于崇高信仰目的的。在外国传教组织看来，《圣经》也罢，外科手术刀也罢，都是撬开中国大门的利器。美国圣经公会于1833年在介绍对华活动时说了如下一段话：“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到中国26年之后，我们才开始向中国本土分发《圣经》。这表明这个帝国的大门正缓缓向里开启……而对于像郭士立（郭实腊——笔者注）这种人，中国再也无法封闭《圣经》的通路了。”（罗伟虹主编《中国基督教（新教）史》第188页）
第一个来华的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东印度公司等的支持下，于1814年出版了他单独翻译的《新约全书》，1819年与另一英国传教士米怜合作译完《旧约全书》。马礼逊于1819年11月25日写信给大英圣书公会，称：“米怜写信通知我，他已译完分给他的《旧约》十三卷，其余的二十六卷是由我译的，今天已全部完成。这样，我们就有了一部完整的汉文《圣经》了。”1823年，在马六甲出版了这部译本，取名《神天圣书》，线装本，共二十一册，史称“马礼逊译本”。从此，基督教的原始教义得以完整地介绍给中国。这是《圣经》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奠定了翻译中文《圣经》的基础。中国印刷工人蔡高和他的两个弟弟蔡兴、蔡三，以及后来成为在华基督教第一个中国籍牧师梁发等人，都曾为印刷出版这第一部古汉语《圣经》贡献过力量。
马礼逊去世后，他的儿子马儒翰向大英圣书公会写了一份报告，要求资助修订“马礼逊译本”。参加这次修订的除马儒翰外，还有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和美国传教士裨治文。1837年出版了《新约全书》，1839年出版《旧约全书》，1840年又出版了经郭实腊修订的《新约全书》，故这个汉文译本通称为“郭实腊译本”。太平天国初期采用的《新约全书》，为郭实腊译本，定名为《救主耶稣新遗诏书》。1853年定都南京后，太平天国又翻印了“郭实腊译本”的《旧约》部分。太平天国根据“郭实腊译本”订出了许多与基督教义相符合的规定，如太平天国的天历规定以星期六为安息日，在这一日举行礼拜。太平军的军纪采自《圣经》的十诫等等。
鸦片战争结束后，在华新教传教士在香港举行代表会议，1843年8月通过决议拟出版重译的《圣经》，并做出了十一条规定。可是，各派新教传教士在分工翻译的过程中，在译名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其中意见最大的是对宇宙主宰的圣天父译名应称“神”或是“上帝”，不能取得一致。中国天主教早已解决这个问题，在16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就一致同意采用“天主”一词代表宇宙主宰，1704年获得罗马教皇的正式批准。“天主”一词是借用了《史记·封禅书》中所载：“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而新教则不用“天主”，而对究应采用“上帝”或“神”长期争论不休，各不相让。
美国浸信会传教士退出《圣经》汉语翻译后，又自行组织人力翻译《圣经》。他们从曼谷请来了传教土高德，会同罗尔梯主持译事。1853年出版《新约全书》，1867年译完《旧约全书》后于1868年出版全译本，这一译本史称“高德译本”。
以上《圣经》几个译本，全部采用古代汉语，其目的是想博得中国士大夫的青睐，但效果甚微。传教士们决定出版“官话版”（普通话）以求在民众中普及。在麦都思和施敦力的主持下，请了一位南京文人当助手，于1857年出版了南京官话版的《新约全书》，这是在中国出现最早的以南京官话为基础的白话文译本。南京官话（Nankinese），又称南京话，特指曾作为中国官方语言的以南京语音为标准的国音。现代南京话主要通行于南京市主城六区、浦口区、六合区、江宁区、溧水区北部，句容市全境，仪征市西乡，滁州市区、来安县、全椒县，马鞍山大部分和芜湖市小部分，使用人数约1600万人。
1861年，大英圣书公会要求在华北的新教传教士出版北方官话版《圣经》，由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施约瑟主译。1867年出版《新约全书》，1868年出版《旧约全书》，由于译名不能统一，结果出版了称“上帝”、“天主”和“神”的三种北方官话版的《圣经》译本，史称“施约瑟北方官话译本”。施约瑟在完成此项工作后，又从1881年起，在极严重瘫痪的情况下，独自将北京官话本改译为浅文理本，于1902年出版，史称“施约瑟浅文理译本”，这个译本曾在华北基督教徒中广泛使用。
1890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大会，对《圣经》的翻泽工作进行多次讨论。到会的圣书公会的代表们建议由新教务宗派联合组成一个翻译班子，出版一部可为各宗派通用的《圣经》译本。会上组成了三个委办会，分别负责文理（即古汉语）、浅文理和白话文三种译本的翻译。1919年出版了“国语和合译本”即我们现在使用的《和合本圣经》，这是经过二十八年辛勤努力完成的，仍分称“神”和“上帝”两种版本。这个译本为中国教会最受欢迎的《圣经》译本，已经使用了百余年，其他两个版本已停止使用。《和合本圣经》被国内外华人公认为比较全面、比较贴近原文的《圣经》。在《圣经》汉译史上，《和合本圣经》可谓影响力空前。 “和合”一词寓意深刻，不仅包含与西方传教士译者在术语译名、译经语体等问题上的求同存异，也暗舍着来自不同地城、不同社会阶层的中国信徒借由这一译本彼此联结的美好愿望。此外，《和合本圣经》出版之后，新教《圣经》汉译事业由西方传教士主导转变为华人自主翻译，其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新教《圣经》译者在这一方面的尝试可追溯至19世纪40至50年代的《委办译本》。19世纪60至70年代的《北京官话译本》也采用了“联合译经”的方式，由五位传教士合作完成。联合译经的目的之一是统一术语、协调神学分歧，但这受制于译本所采用的语体不同。当然，毕竟《和合本圣经》也是人译的，也过了百余年，难免有瑕疵。笔者在常年恭读《圣经》的时候就是以《和合本圣经》为主，同时诵读《思高本圣经》、《现代中文译本圣经》、《京伟本圣经》和《当代本圣经》来互相参照的。
其实我们不应该“唯读”和合本。自“国语和合译本”出版后，外国传教士们曾公开表示：“过去《圣经》的翻译一向由传教士担任，希望这是由外国人翻译的最后一个译本，因为外国人无论怎样努力，总不能达到中国读者的要求，为此希望今后中国的学者能肩负起翻译《圣经》的任务，译出一部更加适合中国读者的《圣经》。”
传教士的这个希望因未落实具体措施而始终未能实现。直到1979年才在香港出现“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这个译本全部由中国学者担任翻译，他们是：许牧世、骆维仁、周联华、王成章和焦明。发行者是联合圣经公会，这个译本中国基督教两会有简体中文译本发行。
天主教方面直到1922年出版了《新约全书》浅文理译本，由萧静山翻译。1937年曾出版由马相伯主持翻译的《神音书》。194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圣经释义初稿》，是由吴经熊把《旧约》中的“诗篇”（天主教称为“圣咏”）以诗体形式翻译成稿的。
方济各修会曾组织过一个专门译经的思高学会，1945年在北平组织力量开始译经，1948年迁至香港继续进行，至1968年出版了全译本。这可能是天主教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圣经》全译本，人们称之为《思高本圣经》。笔者认为，这个版本的《圣经》是很好的，比如它的注释、诗篇的押韵等，都是有特色的。我已经通读过四遍了，现在开始读第五遍，有助于我们比较全面的理解《圣经》。
外国传教士还曾致力于使用中国方言翻译《圣经》的工作。上海方言译本有汉字和拉丁字母拼音两种版本。最早出版的是由麦都思翻译的《约翰福音》上海土白汉字译本，1847年在上海出版。1853年又在伦敦出版了《约翰福音》的拉丁字母拼译本，直到1870年出版了《新约全书》上海土白汉字全译本。旧约译本最早是在1854年出版了《创世记》上海土白译本，但到1908年始有《旧约全书》上海土白汉字全译本出版。
传教士还翻译出版多种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圣经》译本。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20世纪初年，传教士致力于这方面的翻译出版工作，陆续由《圣经》公会发行满文、蒙古文、朝鲜文、俄文、藏缅文、藏汉文、傣文、花苗文、苗华文、黑苗文、壮族文、黎苏文、拉家文等三十余种少数民族《圣经》版本，而且大部分是用传教士们创造设计的拉丁字母拼音文字出版的。在原来没有文字的中国少数民族中，至今仍有沿用传教士创造的文字从事文化学习和出版图书的。
《圣经》在中国翻译出版已有一百五十余年的历史，可惜在国内已不能见到所有的版本，如今只有在美国圣经会的图书馆以看到绝大部分版本，伦敦和香港还珍藏一部分。比如说“京伟本”《圣经》，在翻译上不啻《和合本圣经》，但是翻译者为了避讳提及父神上帝的名讳“耶和华”，而将含有耶和华父神名字的地方翻译为“上主”，故不被新教所采纳。现在已经找不到这个版本的《圣经》了，只有网络版。
时代在发展，《圣经》的翻译也在上帝的默示下有新的中文版本出现，如和合本修订版、简体新译本、繁体新译本、灵修版《圣经》，以及被称为“吕本”的吕振中译本等等。这些版本的《圣经》最大特点就是在忠于《圣经》原文和教义的基础上，更加通俗易懂、贴近中国的当代信徒。
有神学家认为，《圣经》的翻译大约每一百年左右就要重新修订一次。随着中国基督教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发展，相信今后会由中国人翻译、更加符合当代中国文体的、更准确、更流畅的《圣经》中译本在中国问世，原有的《和合本圣经》等也在继续修订中更加完善。
（本文作者为福音时报特约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