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位于中国西北地区，面积166.49万平方千米，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约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六分之一。这里也是上帝光照的地方，继天主教1882年传入后，约150年前，基督教新教也在该地区开始传播。
1865年，中亚军阀阿古柏在英国支持下入侵新疆，建立伪政权“哲德沙尔汗国”，占据天山南北大片领土；1871年，沙俄趁机侵占伊犁，新疆局势危急。左宗棠提出“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策略，强调充分准备后速战速决，并优先收复北疆以巩固后方。左宗棠以64岁高龄抬棺出征，展现“寸土不可让人”的坚定信念，成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象征。
左宗棠督师收复乌鲁木齐等地后，新疆局势趋于稳定。基督教新教传入该地区的时间主要集中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19世纪后期，随着西方列强在东亚和中亚地区的扩张，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西北地区，包括新疆。
最早的传教活动主要集中在乌鲁木齐（当时称为迪化，以下引用的历史资料均为迪化）和喀什等地，传教士主要来自英国、瑞典和美国。其中以英籍传教士戴德生于1865年6月27日创办的超宗派、跨国家的基督教差会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CIM）为主。内地会秉持信心原则，不募款、不举债、无定额薪资，传教士吃苦耐劳、不避艰辛，深入中国内地偏远地区传教，足迹遍布19个省，远至西藏、青海、新疆等地。据史料介绍：“1877年1月内地会之伊斯顿（Easton）、帕克（Park）二先生进入本省（新疆此时为中国的一个省，不是自治区），为本省宣教事业之开端。他俩在东疆地区旅行时，随地散发短篇的《圣经》。后来，迪化内地会的宣教师数人及大英圣公会的窦龄汉（Hans Doring）先生也曾经进行游行布道并分发各种语言的圣书，在当时被称为‘耶稣教’。”
耶稣教徒在新疆真正定居传教始于1885年，英国牧师亨利斯从托木斯克经伊犁到达喀什，“住在一间印度人开的客栈，同样是一间土地、纸窗的陋室，里面排着一桌一椅一床，还有一些酒瓶，因他是个酿酒师父，这间装饰着十字架的房子同时也用来做教堂。他的徒众是依格那梯夫”（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0页）。依格那梯夫是波兰人，曾参加过抗俄战争，被流放西伯利亚，与亨利斯一起到喀什，后来两人反目了，“不让依格那梯夫来参加祈祷。亨利斯牧师依旧诵读他的圣经，可是现在只有面对装满酒的酒罐诵读了；可怜的依格那梯夫只好站在外面，隔着门缝偷听”（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142页）。亨利斯牧师长期与外界断绝书信往来，1906年死于食道癌。基于以上诸原因，亨利斯虽然是一个有固定“教堂”的牧师，但是他的传教影响在新疆并不大。
1892年，瑞典瑞宣会（又作瑞华会）传教士虚根彼尔以喀什为中心开展传教工作。1894年，他又将家眷接到喀什。有两名瑞典宣教师驻于喀什地区的莎车县，三名宣教师驻于喀什噶尔，两名宣教师驻于英吉沙，他们都是职业医生。韩城也不断有传教士前来行医（参见斯克林因、奈丁格尔：《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9章）。同时瑞宣会在前述三地教堂附设三所小型医院，三所初级小学，有男女学生74人；职业学校一所，男女学生15人。直至民国，“信徒总数不多”。在此，《中华归主》的编者提到设有圣经传习所的“韩城”，并强调它是南疆“四个宣教师驻在地”之一。因原文文字简略，此处提及的“韩城”具体所指不明，需予以澄清。据有学者分析考证：“韩城”是汉城的误译。清季，天山南北各城，一般设有满汉回三城，行文不指某某城的汉城，极易混乱人们的概念。此外的“汉城”应指喀什的新汉城——恢武城，即今疏勒县城（喀什地区疏勒县疏勒镇）。清道光八年（1828年）为镇压张格尔之乱后所筑，道光帝钦赐城名“恢武”，意为“恢扬武威”。它是在旧汉城【新疆喀什市城区西北徕宁城，道光六年（1826年）张格尔叛乱，决河灌城并掘地道攻陷，参赞大臣庆祥殉国，城池大半被冲毁】后重建的，1883年设立疏勒州，1902年升为府。斯文赫定于1894—1902年先后四次到喀什探察，均记载疏城有教堂。中华续行委办会特别调查委员会编纂：《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第四编也证实瑞宣会在汉城疏勒设立教堂。
在喀什回城疏附北门外里许，1904年瑞宣会设立教堂一所，地址在今喀什市泰尼巴克（维吾尔语意为“中国园子”）。1904年之前，传教士仅以租赁民房的方式开展传教活动。此教堂由教会筹款建筑，还附设有果园、菜地等不动产。由于它地处南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喀什，知名度较高，1910年，有瑞典籍男教士3人、女教士4人、医士1人，“奉教男女共二十余人”，都是内地来的汉人。该教堂的传教士分属黑尔胡特派（Herrnhuter）和达斯派（Hetasch），神职人员有虚根彼尔、里巴斯、巴梅保传教士和巴威医生、巴斯小姐等。他们还计划在伽师、叶城、库车、焉耆、温宿等地建立分堂和学校，在乌什“设立总堂，则从甘肃到新疆西部边境就构成了一条完整的总堂纽带”（参阅中华续行委办会特别调查委员会编纂：《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直到新疆解放前夕，这项宏大计划也未能实现。为了拓展教务活动，他们还尝试研究在新疆多民族地区布道的方法，并派代表到东疆宣传，然而也没有留下可记述的见证。
瑞典传教士在莎车城南约一华里的齐里坦麻扎（维语意为“40个圣人之墓”）修建了一座教堂，附设医院，其规模大于喀什回城的耶稣教堂。“有男一系教士，女一系医生。”他们何时到莎车设立教堂，尚无明载。但据《中华归主》载，1910年，耶稣教在新疆有驻地四处，其中就有莎车，足见瑞典传教士于清末已到莎车。据调查，有少数贫病交迫的维吾尔人接受了洗礼。解放前夕，英国福音堂自行关闭，瑞典国传教人员也纷纷回国。
库车城南约40公里的夏木巴扎（维语意为星期四集市，解放后库车县四区人民政府驻地，地名阿拉哈格），1917年瑞典人设有一个传教活动点。1934年马仲英（原名马步英，回族，民国年间叱咤甘、宁、青、新四省的“尕司令”）败退南疆，裹胁斯文赫定的汽车司机乔格与埃弗开车经过这里时，年逾七旬的女传教士恩瓦尔小姐已在此孤独居住了17年。“她请求乔格，在我们去喀什的路上经过库车时，把她带上，因为她太老了，已经不能孤独地生活了”。由于斯文赫定一行改变了计划，恩瓦尔小姐的请求无法实现，以后她便老死在那里了。
英国在上海主办布道总会的内地会，于1896年派遣莱弗伦德、乔治、洪特尔到乌鲁木齐，在北大街设福音堂。洪特尔汉名胡进洁（也有写作“胡洁德”者，为误写），人们通称为胡牧师。1910年，福音堂移设在库后卷中部（今文化路市中级法院北邻），共有男女教徒16人。1911年，上海内地会从安徽派来青年牧师郎道泥兹，美斯再尔则协助胡进洁开展教务。美斯再尔系英国人，原名Mathew（按基督教习惯译作马太），汉名马慕洁，人称马牧师。1918年又从青海来了个英籍牧师，不久即离开乌鲁木齐。1928年，英国宣教士里特赖从甘肃调到乌鲁木齐，他与胡进洁“住在一所简朴的房子里，像先时一样地教学与宣教。”1931年，因军官强娶维女，发生“小堡事件”，导致维吾尔农民暴动。“伦敦方面加派来三四名青年牧师帮助洪特尔，他们经过连接印度喀什之英国军用路线来的。在惯例上，这条路线不通行普通商旅，他们到迪化后，就分到绥来、奇台等地方去了。同时在哈密也修建了规模较大的福音堂。1932年秋，胡进洁从上海购买福特卡车一辆，偕同英、美籍牧师数人，经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借道甘肃边境草地抵达乌鲁木齐。其中英籍牧师弗施巴切颇通医术，人称巴大夫。新疆军阀盛世才第一次大逮捕时殃及教会，福音院改作特别监狱。1945年，胡进洁返新疆途中在张掖病故，内地会在新疆的活动基本停止。
基督教势力进入新疆后，民教之争虽不如内地各省频繁，但也不时发生相关交涉案件。如“瑞典传教士和白葛并妻自光绪二十年六月到喀什噶尔，佃寓民房传教”，租期五年，届期房东化齐要求退租，和白葛便借此殴打房东，又将房东另外房屋也予拆毁。1902年，雷济华等人到伊犁河南岸锡伯营传教，恣意误导群众，“强行传教，因人心不服，至酿成事端”，最终被群众驱赶。锡伯营总管富勒祜伦带队弹压，并无偿地为雷济华等人提供了一年的食宿，终因无人信奉基督教，遂败兴地自行离去。
为了扩展教务，有的传教士精通数种语言，比如耶稣教牧师胡进洁能用汉语宣传教义并兼通维吾尔、哈萨克、蒙古语。他常去街市庙会和乡村传教，出售《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单行本等基督教书籍，1906—1910年间，他曾经数次去伊犁、喀什讲经布道，散发经书。传教士多以医疗为传教手段，部分传教士可单独诊病、配药，甚至不分昼夜、风雨无阻地前往病人家中出诊。民国初年莎车耶稣堂附设医院的规模更大，教会医院平时为信徒和非信徒看病，在战乱时也参与救死扶伤。
据史料介绍：为了更好地在新疆传福音，瑞典宣教会希望在佛什巴（Feizabad）、叶城建立分堂和学校，按照巴梅保（Palmberg）先生的意见，在新疆四个城市的宣教工作可能陆续开始。焉耆为蒙古族聚居之地，当时人口约有六万，是向附近各小城镇中其他民族开展工作的适宜之地；库车地处交通要冲，土壤较肥，气候称善；温宿亦扼交通要道，人口稠密，居四要城之首位；乌什人口也较多，土质也较肥美。教会认为，如果在这里设立总堂，则从甘肃到新疆西部边境就构成了一条完整的总堂纽带。
此外，基督教在新疆还做了一些文化教育工作。据《中华归主》介绍：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在几所大城市中建立学校，但教育事业仍然大半由清真寺办理。全省有清真寺一千多处，仅迪化就有三十多处，喀什噶尔可能更多。清真寺办的学校教育程度甚低，因此，文盲及知识浅薄的人占绝大多数。在宁远城的教堂内，初期附设了一个儿童识字班，由梁明德以教义为主要内容教授汉文识字课，同时也为较大的学童教授外文课。教会学校的学生主要是基督徒的孩子，家境贫寒的汉族人，也有把孩子送到这里学习的。
差会工作最大的困难就是孤立无援。离喀什噶尔最近的火车站是当时俄属土耳其斯坦境内的安集延（Andijan，今属乌兹别克斯坦），从这里有一条大车道穿越天山抵达喀什噶尔，骑马要走十到十五天。大战期间，这条大道也有几年不能通行，致使在新疆工作的外国职员既得不到人员补充，又不能请假回国。
综观近代基督教传入新疆的进程，虽然“人民信仰基督之程度甚浅”，但西方传教士以“传教与医病相结合”的方式，打通了教务传播的渠道，在新疆各地获得了少量的信徒。
参考书籍：
1.宋伯鲁:《新疆建置志》卷2
2.黄清治：《乌鲁木齐基督教史谭》
3.《教务档案》第5辑
4.李秾、陈国光：《解放以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宗教状况》
5.魏长洪：《近代西方传教士在新疆》
6.中华续行委办会特别调查委员会编纂：《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上册、中册、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7年11月第一版
（本文作者为福音时报特约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