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古以来，人类总为与神圣的相遇，设立专属的所在。诚然，上帝的存在并不受空间的限制；祂无处不在，随时可被遇见。然而，当人与上帝在某个特定之地相遇，那地方便超越了地理的概念，成为意义的所在：承载信仰、历史与人心的交汇点。基督徒称之为“教堂”，这是神与人相遇的“某处”，也是灵魂得以安歇、思想得以升腾的所在。
本系列将带领读者走进世界著名的教堂，领略建筑的艺术之美的铜回收，更去感受那穿越时空的信仰力量，石墙之间，历史的长河里，人与神相遇的瞬间，如何化为永恒。即使人心败坏，世界支离破碎，美依然拥有拯救的力量。
伯利恒主诞堂
人们去巴勒斯坦的伯利恒，因为那里被认为是耶稣基督的诞生地。人们去他死去的地方，去他复活的地方，去他生活与传道的地方。但他出生的地方，却有一种独特的吸引力。若探究基督信仰如何发展，理所当然得从起点开始。研究这一后来成为全球性信仰的源头，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前往。
四部福音书中，《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记载了这位婴孩生于伯利恒。它们记述了耶稣的诞生，以及基督教在世上最初的起源。
几年前去圣地旅行，对主诞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有了更深的了解。这座教堂由多个教派共同管理——希腊正教、罗马天主教、亚美尼亚教会、科普特教会、埃塞俄比亚教会以及叙利亚教会——他们各自拥有特定的权利与区域。甚至连“何时清洗哪一段台阶”都有严格规定，以维持教派间的和平。
除此之外，还有英国圣公会、循道宗、路德宗，甚至那些只自称“基督徒”的人，每日前来朝圣与祷告。伯利恒的意义早已超越地理范畴，它象征着全球基督信仰与生活的多样性。世界上无数事物与地点以伯利恒命名：从里斯本港口入口处那座壮丽的伯利恒塔（Torre de Belém），到纳米比亚的伯利恒——一个坐落在斯卡普河干涸河床旁的小农庄。基督徒不只是“前往”伯利恒，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努力把伯利恒带在身边。
人们前往主诞堂，因为那里声称就是那段伟大故事发生的地点。人类本能地希望看到事物的起源，当它关系到像基督教这样深刻改变世界的信仰时尤为如此。大家前往伯利恒，不是为橄榄林或奥斯曼帝国遗留的古迹，甚至也不是为在马槽街上的餐厅尝试特色的西瓜。他们前往的，是那马槽本身。自马利亚、约瑟、牧羊人、天使与东方博士以来，伯利恒迎来了许多重要访客：国王、民选总统、作家、名人，他们各自带着期盼，来到了马槽。
国王与平民：马槽前的敬畏
也许基督诞生后几个世纪中，第一个真正重要的访客是另一位显赫母亲——赫勒娜皇后（Empress Helena），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君士坦丁是第一位归信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在四世纪初，这位新近虔诚的母亲与儿子都渴望为伯利恒建造一些他们认为应该建造的建筑，以彰显这片新信仰的发源地。
赫勒娜皇后巡游叙利亚巴勒斯坦行省，考察福音书中提及的圣地现状。她格外关注马利亚“经历分娩之苦”的地方，这位非凡之子的母亲与另一位伟大母亲产生了特别的心灵共鸣。在随后的岁月中，即便是非基督徒也对主诞堂表现出特别的敬意。十一世纪初，统治从大马士革到阿尔及尔大部分伊斯兰世界的“疯狂哈里发”阿尔-哈基姆，以其控制欲强、古怪行为闻名。其法令包括处死所有狗、禁止出售女鞋。他还因迫害犹太人和基督徒而臭名昭著，甚至摧毁了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耶稣的埋葬地。然而，主诞堂却奇异地完好无损，似乎连这位偏执的统治者也察觉到它独特而神圣的氛围，对其表现出敬意。
哈基姆在耶路撒冷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十字军东征，以及主诞堂短暂回到基督徒统治下的局面。在拜占庭人和哈里发统治时期，它一直是朝圣者的目的地，但十字军国家则前所未有地积极推动朝圣产业。十三世纪初的一次朝圣，对亚西西的方济各（Francis of Assisi）产生了深远影响，方济各会在说出“伯利恒”这个名字后舔嘴唇，他相信这座小镇的名字本身就有一种内在的甘美。
作为维多利亚时期的游客，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显得难以应付。十九世纪末访问时，他坚持在烈日下身穿铠甲、戴着顶端有鹰饰的金属头盔，从耶路撒冷骑马前往教堂。到达后，他的要求如此复杂，以至于他的官方礼仪官仅就他将从哪扇门进入教堂，就写了整整三页的说明。自威廉二世以来，现代国家元首也常将此地列为他们前往这个多事之地的必访之处。尤其是近代美国总统，都访问过主诞堂。乔治·布什总统访问时，几乎全部时间都与两位年迈的希腊东正教神职人员度过。
最近，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在母亲去世后的第一次圣诞致辞中谈到了他访问伯利恒的经历。圣诞节演讲已成为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与民众沟通的标志性方式。查尔斯在一个对许多听众而言略显特殊的时刻，选择把人们的心带到了伯利恒。“几年前，我得以实现一个毕生心愿，访问伯利恒及主诞堂。在那里，我走进马槽小礼拜堂，静默地站在镶嵌在地板上的银星旁，它标示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诞生之地。能站在那个地点，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远超语言所能表达。”
国王、总统、亚西西的方济各，这些人我们未必会想象会出现在同一个地方。然而，他们都曾站在马槽前。无论以何种独特方式表达，他们的反应都是一样的：敬畏与惊奇。自三博士时代起，成千上万普通人也前来主诞堂参拜。教堂的谦卑之门——主要入口——要求所有人，无论是国王还是平民、乞丐还是总统，进入时都要俯身而过。
征服与衰落：圣地的伤痕
作为对心爱母亲的纪念，君士坦丁扩建并美化了马槽遗址上建造的圣地。这很可能是一座宏大的古典建筑，设计上模仿罗马的辉煌。就教堂的历史而言，君士坦丁的建筑并未持续太久。在公元500年代的撒马利亚起义期间，这座教堂被烧毁成废墟。拜占庭人重建了教堂，但经历了这一场灾难后，伯利恒度过了一段深沉而宁静的岁月。公元七世纪伊斯兰征服之后，伯利恒长期处于偏远地位。征服的哈里发奥马尔·伊本·哈塔卜在638年与希腊教会神职人员达成协议，确保教堂的独立地位，并维持其作为基督教敬拜场所的延续，这一切都被载入一份复杂而详尽的文件。
十字军东征意味着暴力循环的回归，伯利恒在1099年重回基督徒控制，引起十字军的极大欢欣。但对希腊教会来说则不那么愉快，他们发现自己被拉丁天主教的西方人取代，而希腊教会在十一世纪早期正式与西方教会分裂。十字军大大修复并扩建了教堂，尤其注重内部装饰。经过一段时间，他们甚至允许希腊与亚美尼亚的装饰得以保留，以示即便在分裂的基督教世界，也可以在基督诞生的圣地找到某种统一。
1187年耶路撒冷十字军王国灭亡后，伯利恒及其主诞堂便陷入伊斯兰世界内部的权力更迭之中。随着不同统治者的上台，支持教堂内不同派系的神职人员成为他们惯用的政治手段，各种相互矛盾的条约轮番出台，使得管理陷入长期混乱。这一时期，伊斯兰统治者大多仅将教堂视作财政来源，其修缮工作往往成为向富庶的基督教国家索取费用的名目。例如，仅一年之内，他们就成功让勃艮第公国、英格兰王国和威尼斯共和国共同承担了教堂屋顶的修复费用。在这种功利而短视的管理下，教堂状况持续恶化，甚至连拉丁天主教主教最终也选择迁离。至十六世纪初奥斯曼帝国掌控伯利恒时，这座圣地已步入一个漫长的衰落时期。
虽然奥斯曼人意识到伯利恒的宗教意义，并试图加以管理，但对他们来说，伯利恒在字面上不过是一座小镇。当作家、政治家夏多布里昂在奥斯曼帝国末期的酷热夏季访问这里时，他的主要印象是，这是一个凄凉而孤立的地方。像历代游客一样，他也抱怨每一件小事都得付钱，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奥斯曼帝国高昂的税收制度。到1865年，《伯利恒小镇》的歌词作者、未来康涅狄格州主教布鲁克斯访问这里时，情况也差不多。然而，在他对这座沉睡而落后的小镇的描述中，布鲁克斯成功地传达了伯利恒的独特之处，也是极有可能在耶稣诞生时更为真实的一点：正是它的微小与宁静，使它显得与众不同。
微小与伟大：伯利恒的悖论
因此，伯利恒是一种符号。在基督诞生之时，自称“永恒之城”的罗马是宇宙的中心，是皇帝、军阀与暴君的摇篮，是人类历史上最宏伟、最雄心勃勃的城市工程。相比之下，伯利恒不仅仅是一个边陲小镇，它的遥远程度，甚至超出了罗马人地理与社会想象的极限。
在当时，如果有人宣称这座小镇胜过当时辉煌至极的罗马，那对罗马人而言无异于疯言疯语。然而，这正说明了伯利恒——尤其是那座中央教堂——如何改变了我们对“美好”与“崇高”的认知：今天我们本能地明白其中的寓意：在微小与无力之中，往往蕴藏着强者与宏伟所不具备的美丽、恩典与真理。
这里还有另一层讽刺：那些伟大与尊贵的人前往伯利恒，正是因为那里传递的信息，对他们而言最难接受。基督信仰中的上帝，不仅是强者的神；马槽，也不仅属于他们——尽管一些人曾想象它只属于强者。伯利恒更像是被轻视者、受伤者、被拒绝者，以及那些生活在全球边缘、似乎不被重视之人的中心。事实上，它是小镇的希望所在。为什么？因为在这条昏暗街巷诞生的启示——上帝成了人，赋予人类神圣与改变的可能——塑造了世界，并将继续塑造世界。
然而，多年来统治伯利恒的许多掌权者，并不特别关心它是一个神学中心，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它作为赚钱机器的潜力。尤其是奥斯曼人，更把伯利恒视作税收场所，而非道成肉身的圣地。随着岁月流逝，连耶稣诞生的圣地本身，也逐渐变成一个纠结于琐碎事务的地方，而非彰显神圣意义的所在。奥斯曼人利用“分而治之”的策略，在整个十九世纪，天主教徒、亚美尼亚人和东正教徒之间不断爆发争执，往往演变为肢体冲突，各教派各宗教团体争斗不休。
尽管伯利恒被描绘为宁静的小镇，也被视为基督徒纪念永生故事开始的地方，但它一直被创伤与死亡笼罩。这是伯利恒的另一面，也是整个基督教的另一面——生与死本质上紧密相连。在今天的世界里，无论是看新闻报道还是刷新社交媒体，人们都无法忽视伯利恒最近成为约旦河西岸常态化暴力的中心，而这座小镇正坐落于此。
然而，纵使是今天的新闻暴行，这并非新鲜现象。《马太福音》记载，耶稣一出生，伯利恒几乎立刻便迎来了痛苦与死亡。马太记载，博士们意识到，希律对他们来朝拜基督婴孩的兴趣并非完全出于宗教目的。出于对这位弥赛亚可能带来政治后果的恐惧，希律下令屠杀伯利恒及其周边地区两岁以下的男婴，试图在基督事工开始之前消灭他。伯利恒之所以成为圣地，也因此成为哭泣与哀伤之地。从基督教诞生之初，生与死便是无法分割的主题。
在这些最初的恐怖之后，又迎来了无尽的征服与反征服的世纪。近年来，这种紧张关系最显著的提醒，可能是所谓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期间发生的一起事件。第二次起义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在2000至2005年间的暴力高峰期。2002年4月2日凌晨，以色列军队进入巴勒斯坦的伯利恒时，分散的巴勒斯坦抵抗力量，在主诞堂寻求庇护。那些曾让布鲁克斯主教如此着迷的幽暗街道，被焚毁的车辆和垃圾封锁，以阻止以色列坦克前进。双方爆发对峙，约有六十名神职人员（包括修女）留在教堂内，处于两方夹击之中，却仍决心履行他们作为圣地守护者所立的誓言。接下来的一个月左右，若干人丧生，包括教堂的敲钟人；更多人受伤，包括修士。暴力发生，世界震惊，从教皇到美国总统的各方领导呼吁和平与冷静。全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伯利恒，但更多的是惊恐，而非敬畏。
最终，在围困开始大约三十八天后，双方达成了协议。当救援人员和神职人员进入教堂评估损毁情况时，一股浓烈的尿味扑面而来。建筑的主要部分布满废弃弹药以及200人在狭小空间中生活所留下的各种杂物。然而，马槽所在之处却完好无损。尽管如此，随着起义结束，人们仍抱有希望：围绕教堂的谈判或许能为更广泛的和平提供示范，而这种希望可能仍会从伯利恒的降生信息中涌现。然而，世界今日的状况证明，这一希望未能完全实现。如今，无论是面对希律的愤怒、十字军东征，还是巴勒斯坦起义，伯利恒始终是一个充满动荡、死亡触目可及的地方。
无梦的睡眠，如今已成每日煎熬的噩梦。2023年，主诞堂决定不再布置传统的马槽场景，取而代之的，是在象征遍地疮痍的废墟中，安放婴孩基督的形象。这一改变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息：基督信仰的起源，并不只是冬日夜晚里一个温暖的婴儿故事，而是关乎对人类存在本质的理解——它指向一种可能彻底改变生命各个层面的更新。换言之，道成肉身——即上帝成为人的事件——若不能拥抱人类最黑暗的时刻并为之带来希望，那么它也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
这正是伯利恒意义的核心所在。它的微小与坎坷历史，与在那里传递的信息的希望与伟大之间的对比，以无法言尽的方式塑造了基督教。一个常常成为人性最糟糕本能场景的偏僻小镇，竟是活神道成肉身的地方，这一事实对神性与人性的影响之深远，正因为其矛盾与荒诞而显得格外重大。
值得记住的是：伯利恒首先传递的讯息是“神与我们同在”。在我们了解的每一座世界教堂中，这一理念都会一再显现。但伯利恒的历史，比任何地方都更能体现这一理念。这正是基督教独特的希望所在：神与我们同在，并非附带条款的声明，而是贯穿历史、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现实。这就是伯利恒那个独特的马槽，带来的真正力量。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安徽籍传道人。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