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冲突爆发后，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再度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由此能看出，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在关注战争的同时，也在同情难民的处境，于是各种人道主义救援就此出现，给战乱中的民众带来温暖。
而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难民区的建立，则是在我国的上海。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由法国独臂神父饶家驹建立的南市难民区，那么其有哪些传奇呢？
1937年8月13号，惨烈的淞沪会战爆发，穷凶极恶的鬼子在上海城烧杀抢掠，大量难民被迫涌入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最高峰时达到了70万。而在租界外的难民不仅缺衣少食，却随时可能遭到日寇的杀戮。其中每日就有200多名儿童死亡。
此时任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国际救济基金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的法国独臂神父饶家驹看到难民惨状后认为，上海战事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必然产生大量难民，需要给他们提供一个安全区。
他的建议得到了上海市长俞鸿钧的支持，于是在11月4日,上海市政府批准设立“南市难民区”，并以不损失领土主权为前提，提出4项原则：1、不与日方洽商；2、此系国际间难民救济性质，绝非变相租界，任何外邦不得干涉中国领土主权；3、外邦不得派兵驻扎，亦不需外邦武装警卫，该区治安由中国警察负责；4、不订任何协议，凡不违反上述原则，中方予以考虑。
在加上饶家驹与租界、日本方面斡旋，他们一致同意“中国红十字会向上海国际委员会建议在本市沪南区划出难民区，以为战时难民暂时寄托之所……本府以事关救济难民，为维护人道起见，业经呈奉中央核准照办在案。兹准于本月九日中午十二时起实行。”
因此在今天的人民路以南、方浜路以北，占地66公顷的地方，设立了南市难民区。共分9个区、104个收容所。安全区于11月9日正式成立。当天就收容难民2万多人。最多曾有收容所130余所，收容难民30万左右。
著名学者苏智良指出：“在南市有几个主要的难民营所。设在教堂、城隍庙、庵堂、清真寺、学校、公所和饭店中。还有一些商店及空置的民居也收容了一些难民。尤其是城隍庙在安全区开放后的几天里，充满了成千上万惊慌失措，从战争的猎杀中逃脱出来的人们。”
难民区虽然建立，但如何解决吃饭问题，则成了头等大事。饶家驹于是动用了一切关系，从各方募集到70万元。这些款项都被用于购买粮食，史载：“难民区内总共有9个发放免费大米中心，城隍庙是其中之一。难民区每天为60000名难民提供每日所必需的食物。后来，共开办了24个粮食分发中心和24个集体食堂。”
难民区虽然艰苦，但生活却仍在继续。饶家驹在天主堂附近开设了七所学校，让儿童获得免费学习的机会，共有2000多名孩子在此上学。此外，难民区还有医院、残老院等等机构，服务了成千上万的老弱病残。
南市难民区虽然保护了30万中国同胞，但时常还是会受到日寇的袭扰。有些鬼子兵会闯入难民区，肆意屠杀、殴打中国人。但饶家驹与工作人员都会不顾危险与鬼子交涉，最终让他们退出安全区。但这往往伴随着危险，有一次，鬼子不满饶家驹的行为，用枪顶着他，但最终没有扣动扳机。
1940年6月，饶家驹的故乡遭遇纳粹德国的侵略，他只好回到祖国从事人道主义救援，并把南市难民区的模式带到了欧洲，在二战以及战后救助了不少难民。也是在这一时期，南市难民区因为失去了主心骨，而宣告解散。但其在存在的几年里，为30万中国同胞提供了避难所，将他们从日寇的屠刀中解救出来。
南市难民区开创了战争时期，难民救助的先河。阮玛霞所著《饶家驹安全区》一书记载：“饶家驹开创了‘二战’难民救济的新模式。后来南京、武汉、广州等地的‘国际安全区’模式，就是采用了‘饶家驹安全区’模式。欧战爆发后，西方各国也是采用了这一模式救助难民。”
最为典型的就是，南市安全区建立一个月后，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爆发，于是约翰·拉贝、魏特琳、贝德士、约翰·马吉等国际友人效法饶家驹的方式，在南京设立了安全区。假如不是他们的义举，那么遇难同胞的数量则可能翻倍。
南市难民区的模式在战后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肯定。1938年，第16届国际红十字会通过了“安全区决议案”，饶家驹安全区被视为战时平民保护的成功范例。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第四公约》诞生，旨在更好地保护饱受战争袭扰的人们，而饶家驹神父提出的战时的平民保护条例，被列入国际公约。此后只要发生武装冲突，就会按照饶家驹南市安全区的模式，建立庇护难民的场所，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
2017年12月14日，“上海南市难民区纪念碑”在上海城隍庙落成并举行揭幕仪式。以纪念饶家驹以及南市难民区在危难之际对中国人的帮助，并借此警示世人珍爱和平。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厦门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