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读者，愿你们在基督里平安！今天，我们之所以要分享“伪满洲国时期日本对东北基督教的控制与迫害”这一话题，是因为在阅读了大量历史文献之后，笔者深感有必要将这段黑暗的历史揭露出来。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我们先来看一段当年一个无耻的日本学者所写的两段话：“试问中国之有今日究竟是谁的力量？是受哪国的扶持才免瓜分之祸，假定东洋没有我日本帝国，而我日本帝国对于中国领土的保全，又毫不关心，那中国的历史就早已飘零得不知到何等地步。而变成亡国的断简残篇了。”“明治的国民，不是为感情所驱使，溅鲜血到朔北之野（中国东北）去的，亦不是为侵略的思想所刺激，到战场来赌国运的。为的是要完成日本对世界的使命。”（《伪满洲国史料》第一集：日本细野繁胜我原著《满蒙形势之严重化与实力发动》）
当我查阅到这段资料的时候，真的是怒不可遏！明明是侵略，却要装作一副“完成大使命”的样子，其臭不要脸到了顶峰造极的地步！
至今，日本还有人在为他们侵略中国的肮脏历史做美化，死不认罪。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人、东北军的后裔，有责任来通过史料和史实来揭露他们的罪恶嘴脸，包括日寇在伪满洲国时期对我们基督教的迫害。
这是我查阅了几十本资料、史料，写了四万多字的本意。
日本在侵占中国东北后，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对东北地区的基督教进行“统制”、控制和迫害。其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利用基督教为其殖民统治服务；二是打压欧美宗教势力，以巩固其在东北的统治地位。
我们应该清醒的明白：不是所有表示基督教信仰的人都是真正的基督徒，正如主耶稣基督亲口教导我们的：“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今天我们从基督教信仰的视角，依据历史资料揭露伪满洲国时期日寇对中国东北侵略的同时，对基督教的利用、迫害的罪行。他们当中有的人虽然是“牧师”、“神父”、有的以“教会”的名义出现、有的也是从圣经中引经据典，但是却是披着羊皮的狼，对当时的东北基督教进行另外一种侵略：基督教宗教的侵略。为了真实反映这一事实，笔者查阅、搜集、引用了一些伪满时期遗留的中日原始资料，包括现代的一些文史资料，如：政府官方的《辽宁省志·宗教志》、《吉林省志·卷四十四·宗教志》；学者和老牧者的专著、文章，如：《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宗教侵略研究》，《伪满洲国的真相》，《简明大连辞典》，《沈阳市基督教沿革》，《中国基督教（新教）史》，《十四年：从1931到1945》，《“扭曲”的十字架 伪满洲国基督教研究》，《日本的满洲支配与满洲传道会》，《东北教会的昨日和明日》，《近代日本利用宗教侵华及其对中国宗教文化的坏坏》，《伪满洲国史料 》，《大连近代史研究》第4卷，吴义雄：《自立与本色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对华传教战略之转变》，徐炳三：《略论伪满政权的宗教控制手段——以基督教为例》，《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徐炳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对基督教会的控制》，《史学集刊》2013年第6期，《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工作会议专刊等二十多部（本）书籍和史料。西方传教士在这个时期留下较多的文献，最具价值的是东北长老会的档案文献，包括会议记录，日记，通信报告等。目前这批档案原件藏于爱丁堡大学的图书馆，我们在国内的基本没有机会和能力去查阅这些历史资料。1946年的《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第十届监事扩大会议记录》和1948年的《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第五届总议会议录》均有东北教会领袖关于东北沦陷时期的发展报告。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推出大量带有回忆录性质的文史资料，同样不乏基督徒对伪满洲国政教关系的历史记忆。比如，长春文史资料1990年第3辑曾推出专刊《宗教人士谈往录》，其中《长春天主教堂》《我的宗教生涯》《宗教活动亲历纪》《小八家子教会及其他》《荣神益人的历程》等篇章均谈及教会在伪满洲国时期的遭遇。其他散见于各文资料中的篇章，如《日本帝国主义在伪满怎样利用基督教为其侵略政策服务》、《基督教会在伪满时期的遭遇》、《基督教传入辽阳》、《天主教四平教区的由来》、《辽阳基督教文德中学校史》、《四平基督教会的沿革》等篇章，对此也有很描述。尤其是前两篇，非常细致地深描了伪满洲国政教关系的某些细节。
请注意：本文其中所涉及的省份、年号、机构、职务、称谓等有的就是伪满时期当时的用法、称呼，均为非法的，即是“伪”，伪满洲国、伪政府、伪机构、伪职务等，为尊重历史就不一一做备注和解释，请不要过度“较真”，引用的原文旨在揭露伪满时期日本宗教侵略的本质，在此说明。
一、“九一八”前日本基督教的态度和在东北的早期入侵
这里，笔者有一个观点要说明：即所谓的“九一八事变”的提法是不正确的。1931年的9月18日是日本侵略战争，所谓“事变”是当初日本人故意淡化侵略而玩弄的“文字游戏”，日本通过“事变”一词，试图掩盖其有预谋的侵略行为，将其描述为一种突发的、局部的冲突，而非全面的战争。这种称呼在日本的宣传中被广泛使用，意在误导国际社会，使其认为事件的严重性较低。“九一八”标志着日本对中国的大规模军事侵略的开始，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所以我们的抗战不是八年，而是从1931年“九一八”开始，十四年。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事变”一词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被广泛使用，是对这一事件的称呼。然而，随着对历史认识的不断深化，揭露、强调其“侵略”本质是必要的。因此，称其为“九一八日本侵华战争”或“九一八日本侵略东北战争”等表述，更能突出其侵略性质，避免淡化其本质。以下我均简称为“九一八”或“九一八战争”。我们的一些主流媒体已经把这个所谓的事变去掉了，比如中国基督教两会的爱国主义教材文章中，提法为“九一八”。
可以说，近代日本基督教的活动伴随着日本侵略东北的整个过程，早在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成为新崛起的“远东宪兵”、垂涎东北之时，日本基督教界就以“民族化”的姿态，开始辅翼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东北进行武力侵略。
明清也好，近代也好，中国基督教基本上走的是中国本土化的道路，本土化的实质就是以中国的文化来调适外来的基督教，使其能够为国人说理解、所接受，即基督教中国化。但自1931年日本侵华以来，东北基督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日本入侵中国，使基督教处于中、西、日三维关系下的博弈与抗争。基督教的命运处于前所未有的窘境，基督教信仰的圣神性遭到了践踏。此时，东北基督教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再也不是以往常态化下区域教会的共性问题，诸如“本土化”“三自”“中西文化适应与冲突”等。教会正常的活动被搁在了一边，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对“求和”与“反战”、屈服与抗争的选择。
中、西、日三者博弈下的东北教会，在伪满洲国时期连近代中国教会所拥有的一点权利和话语权、传教权、自立权等都消亡殆尽，没有基督教神圣的尊严可言。
1893年9月，日本宗教界发生了教育与宗教的冲突大辩论。1894年日本明治时期一位重要的基督教人物横井时雄发表了《日本基督教问题》一文，表示服从于天皇统治。随即，神道系基督教代表“日本式基督教”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海老名弹正、儒家基督教代表松村介石、佛家基督教代表严本善治、户川安宅等也相继向天皇制低头，表示从基督教和儒教、佛教的角度充分理解“克忠克孝”的天皇敕语的内涵，提出了“日本化”的基督教思想核心：“爱国”“忠孝”。其中以横井时雄的主张最为典型，他提出：“旧约圣经中说，‘对父母不孝者，应判死刑’；新约圣经中也提到，‘应忠顺于王者’。现在日本正处于道德上的宗教大变革时期，因此，应以我国历来的道德思想与风俗习惯的精华作为基督教的道德要素。”这标志着日本基督教彻底的“民族化”“日本化”，完全服从于天皇制国家权力。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各地基督教立刻行动起来，摇旗呐喊，支持侵华战争。大阪的基督教报国义团、东京的基督教同志会、广岛的基督教徒同盟战时军人慰劳会等各种组织纷纷成立，并举行集会，宣传对华的“甲午战争是义战”。为了发扬所谓的国民精神，各地基督教派遣随军慰问使赴中国东北前线慰问、宣教，鼓舞士气。甲午战争后的1896年，日本宗教界在东京召开了第一次宗教家恳谈会。基督教的横井时雄、海老名弹正、大西祝等代表人物出席了会议，并发表共同宣言，提出对抗“反宗教思想”，即反对唯物论的反共思想。
1904年，日本为了攫取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权益，日俄战争在中国本土爆发。1904年5月，在东京芝公园的弥生会馆，日本宗教界再次召开宗教家会议，基督教的代表本多庸一、小崎道雄作为发起人出席会议。会议发表宣言：“日俄之战关系到日本帝国的安全与东亚的和平，为了世界的文明与道，我等宗教界应摒弃宗派之差异，人种之异同，秉公正之信念，向全界阐明此战的真相。”堂而皇之地把日本比作驱逐沙俄列强、拯救东北民众的救世主，并想以此来欺骗国内民众和世界舆论。日本基督教主教也鼓动教民，“竭尽尔等之忠义，祈祷上帝赐予皇军胜利……为圣战胜利，必将以赴死之心赶赴前线，鼓舞士气”。（日本 中浓教笃：《天皇制度国家与殖民地传道》第30页）
于是，日本基督教各教派完全不顾基督教的信仰，纷纷派遣随军布教使赴中国东北前线慰问，犒劳士兵，运输军用物资。随军布教、所谓的“海外开教”出现了一个高潮。日本基督教中心教会富士见町教会的活跃分子、日本明治、大正、昭和时期的陆军少将日疋（发“匹”或“雅”音)信亮，他的“传教”活动得到了日本军方和政府的支持，成为日本在东北地区进行文化和宗教渗透的重要手段。他在辽宁大连担任日军的满洲仓库库长，负责60万日军、43.5万马匹的后勤补给，同时，他从东京基督教选拔数十名青年教徒来到大连从事军务，由牧师丸山传太郎担任了营口的满洲仓库库长，并且在仓库内设置房间，专门用于礼拜和祈祷。不仅如此，日疋信亮随军来到奉天之时，高喊“把东北变成日本保护下的独立国”的口号，号召把东北建设成为“五族协和、共存共荣、顺天安民”的“王道乐土”，这便是日后日本极力宣扬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雏形。可见，此时的日本基督教已经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基督教立即向政府提出在大连开设教会。1905年12月16日，日本基督教大连教会正式成立，由日疋信亮负责。这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的第一个基督教会。这个教堂至今还在大连市的闹市区，大连老的市民习惯称为“日本教堂”，已经成为大连市的文物保护单位，成为日寇侵略的证据之一。
概括起来日本在早期入侵中国东北基督教就是：
1.与日本殖民政策紧密结合
日本基督教在东北的传播与日本的殖民政策紧密结合，成为其殖民统治的工具之一。日本基督教界试图将基督教与日本的民族主义和皇道思想相结合，形成“日本式基督教”，并将其推广到东北。
2.与欧美基督教势力的竞争
日本基督教在东北的入侵也面临着欧美基督教势力的竞争。因为毕竟在他们之前基督教就已经由欧美传入东北。日本试图通过控制东北的基督教事务，排挤欧美传教士，以巩固其在东北的宗教影响力。
3.对当地社会的渗透与改造
日本基督教势力试图通过对东北社会的渗透和改造，建立亲日的社会基础。他们通过建立教会学校、开展社会服务等虚伪的方式，试图改变当地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
“九一八”前日本基督教在东北的早期入侵，是其殖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特征。这种入侵不仅对东北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日本后来的全面侵略埋下了伏笔。
总体来说，“九一八”前，日本基督教各教派的活动特点是，主动迎合日本政府侵华的国策，积极为日寇侵占中国东北造势，尤其是日本基督教大连教会利用大连是沿海国际城市的优势，频频举办各种讲座、演讲，宣传日本“进入”东北的目的，为日本法西斯即将发动九一八侵占全东北擂鼓助威。
二、“九一八”后日寇扶植下的“传教”活动
“九一八”后，日寇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日本宗教界欣喜若狂，以日本基督教会、组合教会、圣公会、圣教会为主要代表的基督教各派系非常活跃，立即派道大量“布教使”赶赴中国东北和关内“传教”。从其“传教”内容及特点的变化，大体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九一八战争至1940年日寇对东北基督教的渗透和控制、迫害时期
九一八战争爆发后，日本基督教界纷纷发表声明，支持日本政府的侵华战争。日本基督教各教派宣扬要“帮助亚洲人民摆脱英美殖民列强的压迫，解放亚洲，让日本给亚洲人民带来基督的和平之光”，“鼓吹大日本圣战”，要将基督的“平等与博爱传给亚洲人民”，为了日本天皇“武运长久”，日本基督数大主教会配合武装入侵，要在亚洲进行一场基督的“文战”。
对此，日本政府不仅表示赞赏，而且开始大力扶植日本基督教各教派在东北的传教活动。1933年6月，在日本驻“奉天”（沈阳）特务机关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授意下，原日本关东军情报班曹长山下永幸回到日本，向陆军退役少将、富士见町教会代表人物日疋信亮提议，在日本基督教各教派“有志之士”的支持拥护下，共同组织起满洲传道会，总部设在东京富十见町教会。满洲传道会以“敬神、尊王、爱国”为宗旨，以“基督教的思想信仰”阐明“我皇室的尊荣、国运的基础”为目的。1933年9月日疋信亮在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的首肯下，回到东北在奉天（沈阳）成立满洲传道会，并得到了关东军司令长官的大力支持，为他提供了“传教”的场地和大量的资金。随后，日疋信亮又在“新京”（长春）、大连相继开设满洲传道会。这个伪基督教组织是日本在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后，为了推广基督教而设立的基督教组织。该组织在伪满洲国时期（1932-1945）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活动范围覆盖了东北地区及部分华北地区。
日寇发动在北京卢沟桥“七七”侵略中国后，满洲传道会改名为东亚传道会。满洲传道会在东北全境布教，截止到1940年，在东北境内（包括热河）开设了三大教区，即南满、北满和热河教区，受洗者达1600余名，会员200余名，布教所50余所，中日传教师共60余名，其中中国人占三分之二。
这里有一个统计资料供参考。
1934—1936年东北各教会，包括各教派被日寇强行更名，其中：
救世军，于1934年8月被更名为满洲救世军。
中华基督教会关东大会，于1934年8月被更名为满洲基督教长老大会。
复临安息日会东北联合会于1935年被更名为复临安息日会满洲联合会。
中华基督教信义会于1935年9月被更名为满洲基督教信义会。
中华基督教国内布道会于1935年更名为北满自立会。
浸信会于1936年1月被更名为满洲浸信会。
神召会于1936年被更名为满洲神召会。
总之，此时的日本就是要把中国基督教“去中国化”，变为日本侵略的附庸。
（资料来源：程力：《伪满时期日伪当局宗教统治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936年7月6—7日，伪满洲国文教部召集满洲基督教各派代表约20人召开座谈会，讨论新教各派统一管理问题。此时恰逢东北大会第26届会议召开，山下永幸邀请日本基督教联盟总干事海老泽亮到会演讲，二人均参加了文教部会议，对官方意见鼎力支持。事后山下宣称自己得到日本军方及伪满国政府的准许，决定成立伪满洲国基督教联合会。
1936年12月1日，伪满洲国基督教联合会成立大会在沈阳南大门基督教青年会会所召开。与会代表分别来自路德会、长老会、“满洲基督教会”、卫斯堂、约老会、加拿大长老会、安息日会、浸信会、自立会、圣书公会和青年会，“联合会”决定设立理事会和干事会，理事会由理事组成，每年开会一次；干事会由正副会长和干事组成，必要时随时开会。陈景昇、胡成国、庄振声、克书、华茂山、李毓麟、巴文宝、山下永幸、方德立、戴伟仁、惠章德、张海12人当选理事。胡成国当选会长，方德立、李毓麟当选副会长，高光达、山永幸、华茂山当选干事。联合会的大会议员来自各加盟教会，除每个教会派议员1人外，信徒达到1000人的教派再派议员1人， 3000信徒则派2人，6000信徒派3人，10000信徒派4人，其后每增加5000人加派1人。“联合会”所需款项来源于加盟团体及个人捐助。
伪满洲国基督教联合会下设多个分支机构，覆盖东北各地的基督教教会。其主要职能是协调和统一东北基督教的活动，确保其符合日伪当局的政策要求。
这个联合会对当时东北的基督教界主要做了下述的控制。
思想控制：联合会要求东北基督教徒接受日本的宗教思想，将日本天照大神奉为“满洲建国元神”，并要求基督教徒在信仰和思想上与日本保持一致。
宗教事务的统一与控制：联合会通过颁布一系列法规和指令，对东北基督教的组织、信仰、思想和行动进行统一管理。例如，1942年3月，联合会进一步升级为“满洲基督教会本部”，并推行“五个统一”政策：
组织统一：所有基督教教会统一为“满洲基督教会”。
指挥统一：所有教会活动由联合会本部统一指挥。
信仰统一：统一信仰日本长老宗。
思想统一：思想上统一于日本天照大神。
行动统一：响应日伪当局的一切号召。
教牧人员和讲道的控制：在东北教会的各级组织中安插亲日或日本籍的人员担任重要职务，掌控教会的实际权力。利用基督教的讲道、聚会等活动，宣传日伪的殖民思想和政策，要求信徒服从日伪政权。
活动与事务控制：首先是限制活动范围，对基督教的活动进行严格限制，禁止其开展任何可能涉及反日或抗日的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将与日本交战国的欧美传教人员全部软禁或驱逐出境，其教产则被“满洲教会”接收；其次是控制教会事务，通过颁布宗教法令和政策，对基督教的事务进行干预和控制，要求教会的活动必须经过日伪当局的批准等。
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当时的所谓满洲传道会所起的恶劣作用。
满洲传道会是日本在侵占中国东北后，为了加强对东北地区的宗教渗透和思想控制而建立的伪基督教组织。1933年，日本长老会牧师日匹信亮和山下永幸在东京组建了“满洲基督教会”，并很快在东北地区展开传教活动。随后，该组织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南满、北满和热河三个教区。同时，日本通过满洲传道会排挤欧美传教势力，试图将东北地区的基督教事务完全纳入日本的控制之下。
1936年12月1日，在日本军方及伪满政府的支持下，“满洲基督教联合会”在沈阳正式成立，山下永幸成为联合会的实际领导者。1938年，“满洲基督教会”进一步改组为“东亚传道会”，将传教范围扩展到中国沦陷区的大部分地区。1942年3月27日，满洲基督教会再次改组，将东北基督教15个公会教派（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除外）合并，划分8个教区，本部设在长春，至此日伪完全控制了东北教会。
这个打着基督教旗号的“传道会”参与了日伪政权推动的“圣战必胜信念昂扬运动”、“增产运动”、“储蓄运动”、“航空机献纳运动”和“识字运动”等社会活动。例如，1944年2月21日召开的满洲基督教会举行教区长会议，重点讨论捐献飞机事宜，可谓罪恶满盈。
据东北基督教老传道人、原辽宁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孙鹏翕牧师等在《沈阳市基督教沿革》一文中回忆：奉天日满耶稣基督教会，该会的设立自称是根据新约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日期满了，天国近了……”取其“日”“满”两字，故称“日满耶稣基督教会”。
创始人是日本人田中茂甫牧师和中国传道士刘避尘（原是沈阳东关教会的传道员），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一日先立教会于田中家中，后租房于小南门里，该会除以圣经为传道基础外，并规定要义七项，其中前三项有明显的侵略意向表示：
1. 以圣经为标准。
2.每日晚祷为日满两国君民祈祷，体现日满协和。
3.讲道时，为日满两国同种同文，强调日满不可分，等（以下略）。
这里不难看出，所谓的“以圣经为标准”只不过是个幌子，这与其它的异端邪教是如出一辙的，后两项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好，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就告一段落，请继续关注。
（本文作者为福音时报特约撰稿人，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