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西汉时期，中国就拥有了世界上最早的报纸。其名为“邸报”。又称“邸抄”（亦作邸钞），除此之外还有“朝报”、“杂报”等名称。
邸报的功能是朝廷用于传达朝政文书和政治情报的文抄。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基本实行郡县制。朝廷将全国划分成若干个郡，郡下再分若干个县。中央朝廷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和联系，在京都长安设有各郡的“办事处”，这个机构称作“邸”。
邸设有地方常驻代表，负责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联络工作。他们定期把朝廷的谕旨、诏书、臣僚奏议等官方文书以及宫廷大事等有关政治情况，写在纸上（秦汉多为竹简上或绢帛上），然后由信使骑着快马，通过全国各地设立的驿道，传送给各郡长官审阅。
而现存最早的“邸报”则是唐代时期的。1907年前后，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发现的两份“进奏院状”。这两份“进奏院状”都是唐僖宗时期由驻地在敦煌沙州的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派驻朝廷的进奏官发回沙州的。
“进奏院状”是由进奏院发行的，进奏院是唐代中央政府和地方藩镇的联络机构。盛唐经安史之乱之后，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日益衰微，形成了各地藩镇割据的形势。这两份“敦煌进奏院状”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年代最早的报纸。通过对“进奏院状”的研究，可以确定唐代的“进奏院状”是一种从官文书向正式官报转化过程中的原始状态的报纸。
到了明清时期，邸报系统更为发达，成为中央与地方沟通，掌握各地情况的重要媒介，促进了明清两朝的治理。而鲜为人知的是，邸报在明末清初时期，居然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一种重要方式。
利玛窦、汤若望、卫匡国、南怀仁等等耶稣会士入华后，促进了两大文明之间的交流。耶稣会士在向西方介绍中国情况时，除了根据自身经历，阅读各种书籍之外，邸报也是其信息的重要来源。
由于耶稣会士与中国不少士大夫结下了深厚友谊，有些人甚至直接在皇宫里工作。因此有了接触邸报的机会。他们借此了解当时中国时事以及社会百态。当他们将这些内容写成年信或书籍时，邸报的相关信息也跟着他们著作传到了欧洲。成为当时西方人了解中国的一面镜子，西方很多思想家正式通过邸报进一步理解了中国，助力了十八世纪时期的“中国热”，促进了两大文明的互鉴。
延伸阅读：《进入全球公共视域的清帝国》
本书介绍了18世纪的欧洲人如何在中国境内阅读邸报，以及他们作为全球代理人如何变身为作者和译者，让邸报成为全球信息网的一部分，向欧洲输送关于中国的信息。清代邸报不但让欧洲人了解中国，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真正对中国感兴趣的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对话，甚至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欧洲关于亚洲知识。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厦门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