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后，赵紫宸立刻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新思潮正铺天盖地向他袭来。起初他还简单地以为新思潮的冲击只是针对旧制的中国文化，但后来当他发现新思潮乃是针对一切社会制度，包括教会在内时，他才觉悟到基督教若要发挥对中国的影响力，则首先必须面对新思潮的挑战。具体来说，就是基督教必须应境与境变。
针对新思潮那种无视一切的横行霸道，赵紫宸并没有感到过多的沮丧。相反，他总是愿从积极的角度来评估新思潮的价值。撇开一切负面因素不谈，他认为从根本上来看，新思潮的到来是可喜的、前所未有的、具有正面意义的。因为新思潮带来了理性的反思，以及对更高文化、道德以及生活的渴求。从这个意义来讲，新思潮乃是进化的产物，是走在向前发展的历史进程上。
虽然如此，赵紫宸还是不愿意用达尔文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理论来说明这个进程，因为纯粹的自然主义是无生命力的，甚至是反理性的，因而是危险的。按照这个理论，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便是竞争与杀戮，果真如此，人类文明便有被毁灭的危险。相对于进化论，赵氏更倾向于借助柏克森的创化论来阐发他的思想，因为这是一种具有目的导向的进化选择，因而就避免了盲目的危险。虽然创化是一种有意识的行动，而神亦是这个行动的发出者。但当它表现在人这一方面的时候，但其实质只不过是指人的应境与境变。
赵紫宸认为人的应境与天然的转移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因为后者并不以“人的事业与幸福为指归”。相较之下，人的应境则积极得多，因为人有主观的能动性与创造力，人的应境并非消极地与环境妥协而受其左右，乃是努力地去改变环境，“使反抗人生者归于消灭；使无关人生者变为辅助人生的因素”。那么人们当如何来变易环境呢？
首先，他们必须确定自己所要达到的目标，即“最美满最完备的生活”。其次则是达致目标的途径，即冒险。赵氏认为生活与科学虽同样能达到创新的领域，却有着不同的含义。因为科学的“新”乃完全建立在回顾的基础上，因此是推测的“新”，是基于“旧”而有的“新”；但生活的“新”则不完全建立在旧貌的基础上，因为人力的干预会使环境发生完全不同的转向，由于这样的转变并非依据环境的固有属性，乃是依据人的意愿，因此便能成为一件为人的创造力所改变的新事。于是，旧事与新事之间便无法构成封闭的因果链了，因为人的创造力要打破这个旧有的循环，使其朝向有利于人的一面。这样，创新便是一件冒险的事，是“连连不息地侵入不知界”。
最后便是方法，即试验主义的方法。虽说创新需要冒险，但冒险也应当具备一定的依据，遵循一定的方法，否则也会迷失方向。既然新事与旧事之间已经越出了封闭的因果循环，那么新事的产生便无法再依赖旧有的经验，因而试验主义便成了唯一的出路。如何试验呢？简单来说就是以人的理性将过往那些“有价值有前途的要点”，“用了有系统的历史科学法去选择出来，作预测将来的原则”。
当我们仔细观察时便会发现，赵紫宸的境变论与柏克森的创化论存在着微妙的差别。因为后者将意识分为直觉与理性，而柏氏认为在创化的进程中发挥主要功能乃是直觉而非理性；但这似乎并不是赵氏的观点，因他十分强调理性的作用。虽然创新不能仅凭科学式的回顾，但理性依然是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试验主义的方法必须秉持理性的功能，以冒险的态度时时做创新的生活。
赵紫宸的这种特殊的创化论显示了他信仰体系中存在两大重要元素，即理性与信心。赵紫宸认为信仰不是科学，因此不能完全秉持理性；不过信仰也不是迷信，因此亦不得不作出理性化的诠释。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看待理性。赵氏认为理性就是信仰的跳板，信心借着它得以跃入未知领域之中。回顾赵紫宸的作品，我们会发现他的思想是很难容纳神迹的存在，因为它们的存在不仅会使理性受到阻碍，更有使人的经验被取消的危险。而信仰的目的并非取消，乃是要加强人性的经验。这样，基督教信仰因着人性的需求，也就必须符合理性的要求。
引注：
约翰·麦奎利著，何菠莎译，《二十世纪宗教思潮》。简体版。上海：中国基督教协会，1999。
林荣洪，《曲高和寡：赵紫宸的生平及神学》。
赵紫宸，《宗教与境变》。《赵紫宸文集第三卷》。
赵紫宸，《基督教哲学》，《赵紫宸文集第一卷》。
赵紫宸，《新境对于基督教的祈向》《赵紫宸文集第三卷》。
赵紫宸，《知识与信仰》《赵紫宸文集第二卷》。
赵紫宸，《基督教进解》，《赵紫宸文集第二卷》。
赵紫宸，《基督教本身——耶稣基督（上）》《赵紫宸文集第二卷》。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浙江一名传道人，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