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难忘的盛会
30年前，1995年9月4日至15日，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下称“北京世妇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在我国举行的一次规模非常大的全球性会议，有188个国家及地区的政府及妇女组织参加，这也体现出我国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会议以消除对妇女的一切歧视、提高妇女地位为主要目的，主题是“以行动谋求平等、发展与和平”。正式会议前有非政府组织论坛，参加者数以万计，围绕主题组织了上千个研讨会，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参加。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下称“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是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下称“全国妇联”）的团体会员，当时，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组织了一个约30人的代表团参加北京世妇会，包括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的总干事施如璋、副总干事金蔚，基督教全国两会的女性副主席、副会长王菊珍、刘年芬、吴爱恩等。我当时是中国基督教协会的副会长，兼任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的副会长，也是代表团的一员。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不同肤色、穿着不同服饰的妇女齐聚我国，在各个研讨会上表达妇女最关切的问题与诉求，真是令我们大开眼界。金蔚和我还列席了正式会议，对会议通过的《北京宣言》与《行动纲领》有更多了解，这两个文件要求各国政府制定政策时都要保障妇女的基本人权，在职场、家庭等各种场合都要消除性别歧视等，很令人鼓舞。
会议也受到信仰宗教的妇女们的重视，来参加论坛的基督教妇女很多，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会长、总干事都来了，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WCC，下称“世基联”）承担了好几个研讨会，开展工作，各教会宗派也有单独组团开展活动的。这类研讨多是结合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来谈妇女问题，有的还写了专门的祷文，令人很有启发。
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也应邀组织了一个研讨会。基督教全国两会于1993年成立了妇女事工委员会，我们便商议，由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与妇女事工委员会一起合办这个研讨会，分上下两个半场举行，上半场由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主持，郑怀美会长（已故）发表“信心引领我们向前”的主旨演讲，从民间团体的角度反映对当时妇女问题的思考和建议；下半场由我主讲“中国基督教妇女在教育与发展中的作用”，着重介绍教会通过读经班帮助妇女扫盲，以及妇女在教会和社会中的服务事迹。来参加研讨会的人很多，气氛热烈。此外，来自海外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代表150人还在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内观看了介绍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事工的幻灯片；主日，部分参会妇女参加了北京基督教会崇文门堂的礼拜。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在世界大家庭内基督教妇女的彼此关怀。
中国基督教妇女对北京世妇会的积极支持，受到全国妇联的嘉奖。会议召开以后，基督教全国两会所属妇女事工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借此契机推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基督教两会注重妇女工作，并扩大宣传性别平等。此次会议后，我在教内外做了十次传达报告，并在《华东神苑》上撰文，介绍各国基督教妇女团体在论坛上发表的言论的圣经和神学依据。
男女平等是社会问题
男尊女卑的思想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新中国的成立解放了妇女，我国的《宪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都使妇女得享与男性同样的权利，男女平等观念的树立主要得益于社会革命。我国妇女地位的提高突出反映在妇女普遍走出家门，有自己的职业和经济收入，不再成为丈夫的附庸，在家庭内也提高了话语权。但是，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程度的增大，西方多元文化输入，追求物质享受、性开放等负面影响也开始在社会上蔓延，有的青年妇女甚至走上歧途，这说明妇女在受益于社会变革的同时，也必须真正认识男女平等的意义，正确实现自身的价值。
我国基督教教会中妇女的地位也随着广大妇女地位的提高而提高，基督教女青年会更是积极投入参与解决社会问题。
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是一个具有基督教背景的社会服务团体，传入中国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以“尔识真理，真理释尔”为会训。现在在我国上海、北京等10个大城市有其市会，以基督教的精神进入社会、服务社会。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负责人多是妇女精英，如上述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的郑怀美会长是妇科内分泌专家，她曾率队长期下乡服务，也是联合国卫生组织关于人类生殖规划“科学与伦理评估会”的顾问。各地基督教女青年会除了开展与基督教青年会（YMCA）合作的服务项目以外，一贯重视对妇女有益的活动，如对社区内老年妇女的关怀、对女童的自我性别保护教育等。
妇女释经学对教会妇女的启迪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上压制妇女的陋习有所改善，如鼓励妇女参与工作、学习文化知识等，然而历史中长期形成的观念不会轻易消除，早期在教堂礼拜中，男女甚至不能并肩而坐。我国教会内妇女信徒占比很高，妇女们热爱教会，重视读圣经，但是由于当时妇女的文化程度偏低，往往只能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圣经，而圣经内有些似乎轻视妇女的经文（如保罗书信中强调妇女要沉静、顺服），又加深了妇女比男性低一等的认知。
我在教会环境内长大，过去习惯于这种氛围，较少关心男女平等的问题。1991年，我参加世基联的一次培训，主题是“走向包容性的社团”，我印象最深的是妇女神学的教导，特别是从妇女的角度来读圣经，使我对一些经文有了新的理解。例如强调女性与男性同有上帝的形象，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救赎次序（耶稣为女子所生，妇女首先报告复活信息）与创造次序（夏娃从亚当而出）的平衡；夏娃作为亚当的“帮助者”并非意味着地位上的次等（这个词原文也用于上帝对人的帮助）；对于保罗书信的有关内容，也必须从历史的、全面的、精意的圣经观来理解。当时我写了一篇论文，就以《中国基督教妇女在建设中国教会和社会中的经验与奋斗》为题，后来登载在世基联的刊物《牧职构成》（Ministerial Formation）1993年7月刊上。
这个时期，我国神学院校的女教师开始研究，如何结合我国实际来应用妇女神学，海外来访的教会妇女代表团也与我国的教会妇女有直接交流。例如，亚洲教会妇女代表议会（ACWC）曾经两次组团来访，其成员有韩国、印度、日本、马来西亚等国的妇女，我陪同她们访问了上海、北京、南京等多地。妇女神学家莱蒂·拉塞尔（Lettie Russel）与郭佩兰的联袂来访，对我们也很有教益。
我国基督教自1998年开展神学思想建设，在基本信仰不变的前提下，鼓励反思西方神学，结合我国现实处境进行神学思考；如今又开始提倡基督教中国化的总体要求。我们需要传承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学习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就包括“平等”，而这些工作在教会内的推进，又必须围绕着更深入的释经方法而展开，其中就包括妇女释经法的成果，相信中国基督教妇女今后会从中获益更多。
妇女圣职与领导职能显著增加
过去我国教会内女传道人员的地位很低，不能按牧。1944年，香港圣公会的何明华主教因为抗日战争时期的迫切需要，在澳门按立了李添嫒为牧师，战后她却因不能被普世圣公宗接纳而辞职，事实上她是圣公宗的第一位女牧师。我国教会在1979年复堂时已实行联合礼拜，决定授予妇女圣职，女牧师的人数快速增长，据2020年的不完全统计，女牧师人数已占全国牧师总数的42%。
为了表示教会对妇女的重视，1991年中国基督教举行第五届代表会议前，基督教全国两会曾经规定，妇女代表应占代表总数的30%，结果只达到21.3%。究其原因，是因为在各省基层教会的负责同工中，妇女很少，难以被推荐。北京世妇会前，妇女事工委员会对500多位中青年妇女同工、义工、神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当时教会对女同工的轻视，主要表现在妇女缺少参与决策的机会，以及不让妇女主持重要场合的讲道和主持圣礼。以上所定的“30%”的目标直到第十次代表会议（2018）才达到31.2%。中间27年的历程虽长，但情况确实发生了显著改变。其间，我被选为第一位女性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2002年5月至2007年底）；现在，在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基督教两会中，有8位妇女担任主要负责人（指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或基督教协会会长），77位担任副职。
据我了解，近年来中国教会有越来越多的女同工接受了圣职，或被拣选担任领导职务，这是回应上帝的呼召与信徒的信任，她们并没有刻意去与男同工争权。开始时，有的女牧师还曾在男性面前自甘退缩，个别男同工不习惯与女性并列或处于较低职位，但这种现象现在已经基本过时。
上帝造人有男有女，各有各的特质，我认为男女平等并非要求女性的处事方式完全和男性一样，而是要男女发挥各自的恩赐，互相补充，同心服侍教会和社会。领导的责任要求我们更加具有全局眼光、宽广胸怀、自信坚定，这些都不是与生倶来的，是不断祈祷、学习、锻炼的结果，无论男女都是如此。
我坚信上帝不偏待人，今后会在中国，也会在全世界兴起更多妇女，成为他合用的器皿，来成全他对人类的美好旨意。
（作者系中国基督教协会第五届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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