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文明互鉴，中西交流成为不少学者、媒体热议的话题，从而让汉学成为关注的重点。而在西方早期汉学中，利玛窦等耶稣会士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成为汉学的先驱，那么这一群体为何能够成为搭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呢？
利玛窦、汤若望、白晋等传教士来华的根本目的，就是传播基督信仰，让更多国人得以接受福音。而在耶稣会的传统中，十分注重走上层福传路线，并强调基督信仰与当地文化相融合，相适应。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完成基督教中国化的事工。
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的学习与掌握，在促进了福传的同时，也让他们得以对传统文化有了深入了解，从而成为学贯中西的学者，建立了西方最早的汉学。比如利玛窦就通过对儒家经典的研读，对中国文化十分熟悉，得到了李贽、叶向高等中国著名文人的敬佩，也让他成为了“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
耶稣会士在进入修会时，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是当时欧洲最有知识的群体之一。他们在天文学（汤若望）、地理学（卫匡国）、数学（利玛窦）、穷（物）理学（南怀仁）、艺术（郎世宁）等等领域都是出类拔萃的专家。正是因为他们拥有高深的知识以及学习能力，才能在来华时在较短的时间内基本掌握了中国文化的知识，才能在汉学研究上有所建树，翻译、写下了不少相关书籍，并将其传播到西方，让当时的学者得以了解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耶稣会很重视上层福传路线，因而与中国精英阶层有着密切来往。而通过这些交往，也让他们得以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事实上有些耶稣会士的汉文著作，都是与中国文人合作完成的。最为典型的当属利玛窦与徐光启一同翻译《几何原本》，彼此在译著中也加深了对其文化的了解。因此士大夫的交际圈，也让耶稣会士能够与中国最有知识的群体交流，从而提升了他们的汉学造诣。
此外时代背景也不容忽视，随着耶稣会士向欧洲介绍中国，引起了欧洲社会的极大兴趣，他们渴望了解这个神秘的东方大国，传教士的报告与译著成为重要信息来源。比如路易十四派遣白晋、张诚等人来华，就有通过他们了解、学习中国的目的。因此到了清初，耶稣会士研究汉学已经不只是适应福传的目的，更是有满足其国内了解中国的需求。而这进一步促进了汉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白晋、马若瑟、傅圣泽、钱德明等等的汉学造诣已经超过了第一代耶稣会士。
延伸阅读：《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
梳理欧洲早期关于中国知识和形象的形成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中西文化的交流互动。作者认为互动的交流、相互的影响、共同的创造是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根本性特点，并基于这样的认识将传教士在中国的整个活动和写作都纳入了欧洲早期汉学的历史，从而，将中国明清之际的中国天主教史和欧洲早期汉学的发生放在一个历史的平台上，给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一个全球化的视野。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厦门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