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新平：基督教中国化的三要素

编者按：

基督教自传入中国之日起，就始终面临着“中国化”这一问题。2012年3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联合发起“基督教中国化”的讨论。 2014年，基督教全国两会，以及江苏、河北、湖北、陕西、福建、北京、天津、浙江等地基督教两会，也先后以“基督教中国化”为主题，开展了广泛讨论，力图进一步推进基督教中国化。“基督教中国化”已成为当前热点问题。

过去的两年，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的“基督教中国化研究”项目还出版专著10部，《基督教中国化研究》辑刊2部，召开学术研讨会多次。从本期起，本刊特开设《基督教中国化》栏目，刊发相关系列文章，进一步探讨基督教如何实现中国化，如何才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华民族、当代中国社会之间和谐共在及良性互动。

基督教中国化的缘起

关于基督教中国化的讨论正在走向深入，而且也正被中国社会、政府及教会各界所关注和认可。然而，关于基督教中国化的思考和建议一开始没有被真正接受，没有成为政府及基督教界的“共识”而被积极推动。人们有着各种疑问，提出了许多需要讨论和商榷的问题，对直接用基督教“中国化”的表述而不是以往人们常用的“在地化”或“本土化”、“本色化”、“处境化”等，也有着各种各样的担心或质疑。

由于基督教在华发展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人们一直对基督教究竟仍是外来“洋教”还是已经化为中国“本教”存在争议，对基督教本身究竟应该保持其所谓“普世”性质还是形成“中国”特色分歧很大。这种争论甚至还涉及到中国究竟需不需要基督教以及是否要在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范围中排拒基督教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商讨和实践，人们普遍认识到，中国当今社会没有必要、也更不可能排拒基督教；但不少人仍认为基督教本身必须改革，在中国应有适应中国当今社会主义社会的全新面貌，即理应与西方教会或国外教会有所不同。上世纪50年代，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主要是在政治层面考虑并实践了其中国化的道路，而在今天的形势下则必须往前走，从政治和文化两个层面来考虑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存在及发展问题，为此需要新的构思和新的举措，真正体现出其与时俱进。这一关涉基督教当下在华命运及前景的讨论，就目前而言，应该说是有了很好的成果。政府相关部门理解并接受了这种由学术界率先强调的、旗帜鲜明的中国化表述，而中国的基督教界现在也开始积极响应。2014年，由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举办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和基督教中国化的研讨会上，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对基督教的发展和中国化这样一个前进方向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因此，我们需要继续努力，把基督教中国化引向深入发展。

基督教中国化的理解

在2012年第一届基督教中国化会议上，我们讨论的问题主要是如何有效推动基督教的中国化，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政界还是教界，都还存有疑问，对“中国化”这种提法有质疑。此说能不能得到认可因而还很难说，所以当时人们也列举很多替代性的说法，比如“处境化”、“在地化”、“本色化”或“本土化”等等。而我们在推动基督教中国化这样一种思想发展的时候就已经强调，无论是“处境化”还是“在地化”，在中国这个社会中的相关推动就是“中国化”，而且也只可能走“中国化”的道路，所以应该旗帜鲜明地把“中国化”这个表述亮出来，凸显其“中国”意义。必须承认，我们的第一次会议的确得到了方方面面的真诚支持，而我们在第一次会议之后也更加积极地推动了与中国化直接关联的系列研究活动，出版了一系列相关研究著作及论文，使其实践探讨有着坚实的理论支撑。如今，在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宗教事务局的大力支持下，这个“中国化”的口号得以明确，方向得以确定，中国教会更是有着积极的回应和参与，不少地方教会还有着非常实质性和具体化的思考及探索。所以到了今年，无论是政界还是教界，基本上已经普遍接受了“中国化”这一表述。

基督教中国化体现的是中国特色，那么这一“中国化”的具体内涵是什么，这就涉及对基督教中国化的理解问题。我们要如何推动和实现基督教中国化，如何使基督教中国化在今后的发展中目标明确、相关举措具有可操作性，这是我们在提出基督教中国化之后必须面对和理性回答的问题。当然，基督教的中国化具体要看中国教会的神学思考和教牧实践，外界不能越俎代庖。但学术界作为旁观者和研究者，仍可以分析和探究其应该怎么走，从历史回溯来总结经验教训，以有助于作出清楚而正确的选择。所以，2014年的第二届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自然将其目的定位在这个方面。就我们对基督教中国化的认知及期盼而言，所触及的展望、呼吁绝不会是空的、虚的，而是有着明确、实在的理解，可以提出具体的路径及构设。现在有人总感到“中国化”可能语焉不详，给人模糊茫然的印象。其实，这已经涉及到中国人的自我意识、自我认识、自我定位的问题。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交织之中，基督教在中国寻求“中国化”，实质上是要解决中国基督徒的身份认同问题，即中国基督徒理应做中国人、走中国道路的问题。

基督教中国化的要素

基督教中国化的核心要素非常简单，其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其对中国政治的认同、对中国社会的适应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表达问题。这看似简单却实则不然，基督教在华前后100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风风雨雨，走过了沟沟坎坎，而这三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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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基督教中国化是对在华基督教的一种政治定位，即要根本解决基督教对当今中国政治的认同问题。

我们看佛教的中国化历程，它经历了两个非常关键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其在政治上的中国化，第二个阶段则是其在文化上的中国化。佛教刚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前几百年，强调佛法大于王法，沙门不敬王者，这实际强调的就是它对中国政治的一种抗衡，表达出对之不妥协、不合作的意向或态度。其结果是，佛教在华前几百年的发展基本上步履维艰，给人留下外来宗教的印象，很难融入中国社会。后来，佛教的有识之士最先在政治层面认识到“中国化”的必要，看到了“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一政治现实，体认到中国政主教从的政教关系，由此走了服从中国政治的路线，基本上理顺了与中国政治的关系。当然，理顺这一关系除了其内在适应的原因之外，外因还在于佛教在其发源地的逐渐衰落，因而已不可能对佛教的境外传教提供相应的政治支撑和可靠后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佛教基本上无路可退，只能迎难而上，不断自我适应和调整，找寻其发展的全新机遇。应该说，佛教抓住了这一机遇，使之在适应中国政治文化中获得华丽转身，成为真正的中国宗教。相比之下，基督教却并没有遭遇这种其原有国度的政治失势或缺乏后援的窘境，因此其在华传播中更多强调和坚持其母土国的政治利益，并得到了后者的强大支持，使之很难根本放弃文化相遇时的政治博弈，故而与中国有着更多的较量和对峙，其张力迄今尚未根本消解。

对于在华基督教而言，第一个层面即政治层面的中国化是不是已经深入，值得我们具体分析。如果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来讲，应该说在上世纪50年代，从其发展方向上而论，这个目的已经基本达到。虽然经过周恩来总理的积极劝导和及时引导，使教会的三自爱国运动有了这一政治定向，但是其政治认同并没有完全实现或被真正接受。在政治定位上，基督教还是存在种种波折和反复，而且在一定范围来说也出现了其内部的分裂。所谓“地下教会”即不与政府合作的选择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前、甚至在“文革”之前就已经存在。尤其在今天全球化的形势下，基督教在中国化意义上的政治定位还没有彻底解决。比如说，我们今天谈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中国进行渗透时，其中很大一部分之所指，就是西方的敌对势力利用基督教对我们社会政治体制的抗衡，所要推行的是西方的政治理念和文化价值。

上世纪50年代，中国教会在组织建构上摆脱了西方差会的影响，“三自爱国”就是以自治、自传、自养的方式来独立自办，表达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拥护和爱戴。所以说，这一运动本身就是从政治意义上出发来推行的，而我们坚持三自爱国运动，就在于其对基督教来说首先是一个政治运动，并不完全是一个教会自身的、内在的宗教运动。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定位和表态。但是，由于基督教会跟西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我们必须看到，当时教会的发展并不顺畅，其联合礼拜等“后教派发展”难以掩饰其信众减少、教会萎缩这一事实。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打开国门，融入在全球化的发展之中，与国外尤其是西方社会有了更直接、更频仍的联系，在政治观念、价值取向上没有解决的问题重新浮现。作为海纳百川的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乃持开放之态，从根本而言也并不排拒西方文明及其宗教。然而，留存至今之中西政治抗衡的现实、西方政治观念及其价值体系对当下中国政治思想及体制的否定和敌视，则使形势变得错综复杂，而夹在二者之间的中国基督教则无法回避其政治表态及政治定位的问题。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也使我们不得不有这种对基督教的政治审视。

今天，中国作为一个开放的社会，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也有着更多更广泛的背景。例如，在香港出现的“占中”事件，香港的基督教有很多人参与或支持这种“占中”，其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定位和表态，所谓“占中”，就是希望搞西方那一套政治体制，而不是按照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来运行，从而采取了对抗中国人大决议、跟中央政府不一样的政治定位和表态。而其中反映出的西方势力的参与及支持则更使这一问题趋于复杂化，让人隐约感觉到中西对抗、中西冷战的存在及延续。但必须看到，这次香港也有不少基督徒及其教会公开表态反对“占中”之举，说明香港基督教在政治层面并非一边倒向西方，仍有着对中国现行政治的认同，坚持香港“一国两制”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讨论基督教中国化，首先从政治上还是应该坚持。如果在政治上出现抗争，至少会导致两败俱伤，破坏社会的和谐发展。

基督徒在政治中的不同参与及其不同态度，正好说明基督教中国化在政治上乃任重而道远。所以我们希望基督徒在此要立场坚定，态度明确，要稳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基督教在历史上的“洋教”帽子则很难彻底脱掉。这是要明确提出的，要对我们广大的基督徒和其教会强调的一点。中国基督教在政治上要强调中国化，要认同我们的基本政治制度及其相关政策。当然，与之相呼应，我们的政治也应该包容、认可、吸纳基督教的在华存在，视其为自己力量和内在构建，取消对基督教的排拒和敌视之态，为基督教认同当下中国政治创造有利条件，铺平其必由之路。总之，我们在深层次上解决基督教在中国政治认同这个问题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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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基督教必须积极适应当今中国社会，这是教会在社会建设方面的中国化。

基督教有自己一个比较完备的建构体系，但是这个建构体系基本上是在西方形成的。特别是基督教自宗教改革以来所形成的新教多元发展，已经是近代以来新教教会所公认的模式。这种松散性、多元性的教会结构不一定能有效适应中国社会的基本建构，因而已经出现了一些矛盾或冲突。

中国基督教会自1949年以后，在发展走向、尤其是在其后教派时期的发展上形成了一种联合礼拜、统一教会的模式，但是这个模式应该说还很模糊，并不成熟，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开放发展中已遇到明显挑战。在今天的教外有教、教内有派的新发展中，我们的教会体制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其一需要对社会外在的适应，二则需要调整教会内部结构以适应时代的发展。所以，基督教社会层面中国化的思考，就必须积极适应中国现行社会体制、法治管理、社区结构、社团形式。整个教会体制对中国社会体制的适应，乃包括适应中国的社会建设、社会建构，中国基督教会应作为中国社会大系统中的子系统。而教会的这种系统构建也理应被我们的社会所认可，即中国社会要把基督教社团视为其整个社团体系中的有机构成、合法存在，承认其是“自己”而非“异己”，要让其“同化”而防止其“异化”。基督教在中国社会则必须把自己视为该社会的“同在”而不是“异在”，基督教的真实社会存在不是在中国的“飞地”,更不能被边缘化为“隔都”。中国基督教对这个问题已经有积极的探索，但是还没有根本解决其理想的社会存在问题。因此，基督教中国化在社会层面的尝试亦势在必行。

第三，基督教需要中国文化的表达方式，这是文化方面的基督教中国化。

这个问题应该说佛教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佛教的中国化在文化层面是通过禅宗等中国佛教教派的建立而完成的，这些中国佛教宗派跟印度的佛教明显不一样，典型体现出中国佛教的特点。佛教传入中国时，输入的基本上是印度文化特色，而禅宗等中国佛教教派走出去时输出的已经基本上是中国文化特色。今天，中国佛教从它的文化思想描述上来看已经是典型的中国化文化。虽然它仍有一些印度文化的印痕留在里面，但是总体来说，已是中国化的表述。而基督教对其外来元素的持守则较为坚决，不肯轻易让步。其实，基督教的母体文化本来属于东方的犹太文化，其作为西方文化的载体或代表也是经历了深刻的文化革命和文明转型。因此，其传入中国的文化模式并非绝对的、不能改变的。基督教本有文化适应、入乡随俗的灵活传统，所以基督教在中国文化意义的重建上可以说潜力巨大，大有可为。

我们今天思考中国基督教在文化方面的状况，应该说其中国化的努力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其前辈已经开拓了一些路径，有了重要思考。但面临今天的形势，则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我们去调整、去发掘。比如说，基督教会推进了神学思想建设，但中国的神学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学思想建设，到今天还是很模糊。丁光训主教生前曾提出“爱的神学”，以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但是教会内部保守势力对之有很多抵触，因而尚未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神学体系。而社会上则有极左思潮坚决反对任何神学，将神学作为否定、反动的因素来对待，认为除了对神学加以彻底批判、完全摈弃则别无选择。这实际上是挑起基督教与主流思想的意识形态对立，公开表明基督教的核心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完全对立、水火不容，从而可能把基督教推到我们的对立面，迫使其走向与我对抗、和我分裂之路。将基督教以排除异己之态推向我们的对立面，与西方敌对势力试图把基督教拉向自己一方，实质上乃异曲同工、效果一样。这其实对基督教和中国社会都将会是一场灾难，所以我们应该坚决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就基督教本身而言，在中国面向全球化、改革开放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教会凭什么可以发掘相应的思想资源来构建其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只能是用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来结合基督教信仰的一些基本要素，构建出自己的神学话语体系。这种创建不是简单重复引进西方的神学话语体系，局限和满足于对之解读、诠释。能有一个中国教会的文化色彩是对世界基督教发展的丰富和完善，中国教会要更多地体现出中国的文化色彩，用中国的思想文化来表述。我们不是说中国基督教在各个方面都不要西方的原有形态，而是让其化入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开放性也本来可以使之中西合璧、时代更新。

1949年之前，中国教会的学者在其中国化的探索中应该说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教会因与西方的重新接触，故在这个方面反而有一点退后，这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反思。有些教会人士说，地方政府要求他们建哥特式的教堂，要不就认为他们不是基督教。这一方面反映出中国社会以西方的意识来观察基督教的还大有人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不少人对基督教中国化的战略意义根本不懂，而且在中国基督教历史认知上显得无知。中国教会必须要有中国化的色彩，必须探索我们自己的发展之路。今天，中国社会在文化发展上的确出现了一些具有病态的西化趋向，但已经走上中国化探讨的中国教会决不能流俗，要在其对外开放和对中国文化的弘扬上找到适当之度。

中国教会在它的日常生活中，在它的社会参与中，如何与改革开放同步，这在深层意义上实乃文化问题。中国今天的城镇化建设，必须与中国的文化建设相融洽、同步进行。而中国教会传统习俗与中国基层社会文化习俗的结合，也要有文化革新、文化创新的姿态。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以及其后的30年代，基督教在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如何适应和重建等方面都有过一些探讨，因为基督教中国化不是纯理论的抽象思考，必须接地气，体现在教会的日常生活、宗教礼仪之中。比如在教堂的礼拜唱诗等活动中，这种改革就是鲜活的、不间断的。天主教在西欧的发展形成了其拉丁文化特色，而宗教改革的时候则有新教的民族教会趋向，表现在其语言、文化的变革之中。现代西方的天主教已经适应了他们的民族教会，上世纪60年代“梵二”会议后民族语言的弥撒等礼仪得到普及。但改革开放初期，西方人到中国来了以后，却发现我们天主教还是举行拉丁语的弥散，这种怀旧使他们很感动。这在另外一方面则说明我们在礼仪上的变革反而比西方还缓慢，没有及时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西方基督教会在适应现代社会变化的时候都会积极跟进、主动变革，我们中国教会是不是可以适应今天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发生的变化，有着思想文化上的“跟上时代”？这是令人激动的时代挑战，我们当然应该与时俱进。像我们中国教会的唱诗，我们一些教会活动的基本表达，都可以体现出新时代中国文化的特色。在教会参与中国社会基层建设、投入慈善活动等领域，都可以有一些中国特色的创新。当代佛教在其“人间”或“人生”佛教的革新中，实际上借用了许多基督教的表述，但其在现实实践中很成功。既然中国佛教在中国化上已经摸索出各种成功经验，那么中国的基督教会在这些方面是不是可以比较佛教的经验教训来慢慢尝试、稳步前进？我们应该以长期的探索、磨合来形成中国特色的基督教生活，也就是说要把中国化融入到基督徒的生活之中，使中国化体现为中国基督徒的生活及生命特质。

从以上几个层面说，基督教中国化还大有潜力可挖。我们衷心希望能够使基督教在中国走入其正常发展的轨道，在社会定位上脱离“西方”模式而归入中华大道，在思想价值上不再有“异己”、“异化”的敏感，而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共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