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来华最具影响的十位传教士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这么一个群体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就是来华传教士。他们不仅在中国传播福音，还从事社会慈善以及科教文卫等等事业，影响了中国近代的发展。而今年是马礼逊来华两百一十周年纪念，在此笔者从上万名传教士（基督新教）中选取十位，通过他们的佳美脚踪，让读者对传教士群体有个基本了解。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他是近代来华第一位传教士，在中国宣教史上拥有独特地位。1807年9月8日，马礼逊抵达广州，拉开了近代宣教的序幕。正所谓万事开头难，马礼逊在清政府严禁传福音的环境下辛勤耕耘，他根据当时特殊的处境，主要以文字宣教。翻译了中文《圣经》，出版了中国最早的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并编写了《华英字典》等书籍，帮助其他传教士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

马礼逊与中国同工

此外他还在澳门创办学校、医院，为今后的教会事工建立了基础。虽然马礼逊带领信主的人极少，可他开创的福音事业为后辈宣教士所继承，因此，马礼逊在中国宣教史上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

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在中国宣教史上，戴德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他所建立的中华内地会，因其以向中国内地传福音为宗旨，深入到中国很多地区，是中国教会史上影响最大的宣教机构，到1949年共为9万人受洗，居各差会之冠。而戴德生倡导的“信心原则”也深刻影响了中国教会，靠信心生活也成为很多传道人效法的模式（尽管存在争议，但不能忽略其影响）。

戴德生

戴德生也是中国基要派和底层传福音路线的典型代表，其神学思想，宣教模式对中国基层教会产生了持久影响，直到今天仍有很多牧者信徒认同他的理念，而且将会一直延续下去。可以说，戴德生对中国教会的影响是巨大、长远的，不了解他，我们将无法读懂中国教会。

富善（Chauncey Goodrich）：这个名字也许对很多弟兄姐妹来说非常陌生，可绝大多数基督徒每日灵修、主日崇拜、团契查经都不离开他主导翻译的《圣经》和合本。从1891年开始，来华差会就开始和合本的汉译工作，富善是翻译小组的领军人物，他在28年的时间里，与同工一道完成了这项伟大事业。和合本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大多数华人教会（甚至非信徒）的标准汉译本，影响了几代基督徒的生命，与中国教会一同走过了二十世纪的风风雨雨，承载了中国教会和基督徒一段苦难与复兴、失落与盼望、悖逆与归正的传奇见证，这是任何圣经汉译本所不具备的。

富善

此外，和合本也影响中国白话文运动，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富善在宣教士略显平淡，可他汉译和合本的事工，就足以奠定其在中国教会史上崇高地位。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如果戴德生属于底层宣教路线的代表，那么精英路线的象征就是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在华45年，主要成绩有华北赈灾、参与变法、开办学堂、主持广学会、中西文化对读等等。特殊的经历使他跟中国的精英和草根阶层都有接触，于是认为，中国社会中最有地位的士大夫，不仅掌握了国家的行政权力，在文化教育上也有很高的权威。如果他们信主了，将会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从而促进福音的发展。他因此指出，只要这些社会精英信主了，“我们就抓住了中国的脑袋和脊梁。”因此就有了精英传教的李提摩太路线。尽管今天在很多保守派信徒看来，李提摩太充满争议，对中国教会的影响也不及戴德生。但他所提倡的精英路线也被很多主内的知识分子所重视，继续他的未竟事业。

李提摩太

此外，李提摩太的文化事工，也深刻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中国近代思想家，促进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播。因此，他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远大于戴德生等宣教士的。

来会理（Willard Lyon）：1895年，美国人来会理受北美青年会的派遣，来到中国天津筹建城市青年会。此后他和后继者并将此运动，逐步推广了中国一些城市里，开始了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近代的伟大事业。在近代中国社会里，青年会以“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精神，积极从事社会改良、平民教育、科学普及、体育运动、书刊出版等科教文卫工作，并积极参与抗日救亡，对中国社会发展发挥巨大作用。

正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指出：“从第一任总干事来会理1885年到中国直到1949年，青年会一直是中国社会改革的推动力。它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方面产生的影响，在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和地区找不到同样的例子”。来会理在华开始的事业，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尽管像穆德、巴乐满、晏阳初等人对青年会的作用大于来会理。但不可否认，来会理作为青年会在华事业的开创者，在中国教会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打马字（John Van Nest Talmage）：也许除了福建信徒，其他地方很多弟兄姐妹都不知道此人是谁？可打马字却干了一件在中国教会影响深远的大事，他促进了中国教会的自立。打马字和同工看到中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单靠西方宣教士难以使福音传遍神州大地。因此，他倡导华人教会自治，重视本土传道人的培养。尽管他的建议遭到了国内母会的强烈反对，可他仍然坚持下去，推动华人教会自立事业。

打马字

1862年，在闽南的漳泉大会成立，按立中国教会最早的华人牧师，标志着中国自立教会运动的开始。在今天，所有的中国教会都实现了自立，而这一运动的开创者正是打马字牧师，因此他的事业是划时代的。此外，打马字家族也在厦门推动教育文化事业，受其事业影响的鼓浪屿目前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他也许是当代中国知名度最大的传教士之一，当年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和近几年各大媒体对其事业的肯定，让司徒雷登成了家喻户晓人物。司徒雷登在华最重要的事业莫过于燕京大学的创建，这所大学是中国教会学校的翘楚，代表了基督教教育的最高水平。燕大也为中国社会输送了大量人才，促进了中国的发展。司徒雷登除了办学，对中国还怀着一颗热爱之心，他在动荡的年代里与中国人同舟共济，将其一生献给了中国。尽管司徒雷登后来卷入了政治漩涡，导致了在特殊年代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但中国人没有忘记这位国际友人，随着中国日益开放，对于司徒雷登的评价将会越来越高。

司徒雷登

正如历史学家林孟熹所言：“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司徒雷登作为一位传教士能得到教内外的高度评价，是难能可贵的，因此他是中国教会史不可磨灭的名字。

艾约瑟（Joseph Edkins）：传教士在近代除了传播福音，也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以艾约瑟、理雅各、花之安、李佳白、苏慧廉为代表的传教士汉学家为了让国人信主，消除传福音的障碍，积极从事神学与国学的对读。他们不仅向中国传播神学与西学，也把中国传统文化传到西方，留下了两种文明交流的佳话。艾约瑟等人的事工在今天仍具有重要价值，在基督教中国化的思考中，可以从他们那里汲取很多智慧。

艾约瑟

当然，艾约瑟与其他人相比，有个观点影响巨大，只要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那就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因此，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艾约瑟的研究成果影响了更多的国人，增强了不少人的民族自豪感，所以艾约瑟应有其独特的地位。

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慈善事业，人道主义是基督徒必须要做的事，因为这体现了爱的实践，很多来华传教士都参与过这些事业。而在1937年12月13日之后的一段日子里，南京遭遇了史上最残酷的暴行，侵华日军在此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贝德士等中外人士看到无辜的中国人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下，出于人道主义，在南京建立一个“南京安全区”， 给中国难民提供避难所。贝德士还与其他传教士联合起来，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贝德士与同工们，尽自己最大努力，全力救助中国人的生命。在南京屠城的日子里，保护了数十万难民的生命。

贝德士

此外，贝德士还把南京大屠杀的很多事件记录下来，并作为战后审判战犯的有力证据。可以说，贝德士和同工在南京的义举，表现了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是教会在华慈善事业的写照。

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医疗事业是来华传教士重要的事工之一，救死扶伤不仅符合基督的教导，也是福音事工的一种媒介。嘉约翰从美国来到广州后，于1859年1月建立博济医院，此为中国最早的正规西医医院。他在院长任内，医院共为70多万名患者治疗，做过近5万次手术，使不少中国人解除了病魔的折磨。

嘉约翰

嘉约翰在中国还致力于编译西医、西药书籍。他一生共编译各种西医著述凡34种，涵盖西医的几乎所有方面。他所编译的书籍极大促进了西医在中国的传播，为近代医疗卫生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嘉约翰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医学的奠基人，不失为来华医疗传教士的杰出代表。

以上是笔者选出的，中国近代影响巨大的十位传教士，他们的见证涵盖了中国教会史的主要方面。当然，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每个弟兄姐妹眼里，都有自己认为最优秀的传教士，如果读者看完此文，可以提出见解，向大家介绍还有哪些宣教士影响巨大，值得点赞。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福建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