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督教入华历史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读《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从基督教入华历史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读《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作 者：顾长声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年
一、 全书概述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是顾长声同志于1977年12月始，费时2年多，是史学界已提出很久想写却没有写的关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华史”，是一部近代基督教在华发展的通史，是关于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关系的开山之作，在学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该书共十五章，约30万字。以传教士东来作序曲，较为系统地记录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到新中国成立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的全过程。全书以传教士依托和推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为主线，对他们参与军事、外交、政治特别是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的种种行为，进行了有机的论述。同时选取几个较有代表性的传教士、教案、教会学校和出版机构，着重进行介绍和分析，显示出教会势力的各种关联和影响。其中史料大多取自于传教士的著作和外国人写的传教史，再以中国的记载印证，从而试图加强了本书的可信度。本书特别指出在近代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利用传教运动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二、传教士与中国政治
1840年代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炮火打开国门，清政府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亦被列入条约，传教士以此为护身符进入内地传教，基督教也随之进入中国。大批西方传教士以沿海通商口岸为基地迅速扩展基督教，建立教堂，同时也办立学校、医院、孤儿院等机构等进行传教，基督教开始在中国获得了很多信徒。但传教士在坚船利炮以及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难免不参与干涉中国政治。从戊戌变法到天平天国运动，从义和团运动到非基督教运动，都给我们看到了传教士对中国政治的干涉，以及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利用下的宗教侵略的反抗。
三、帝国主义利用下传教士对中国的侵略
（一）参与鸦片贸易
作者借西方学者摩利生在《马萨诸塞州海运史》中指出，对于英美政府和英美商人经营毒害人民的鸦片贸易，当时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都不反对这种贸易，他们乘坐贩运鸦片的船到中国去，他们还从贩运鸦片的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他们都说，鸦片对中国人是无害的，就像酒对美国人是无害的一样。”他们认为只要中国人接受了基督，鸦片的危害也就自然会消失。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传教的英国伦敦会著名传教士马礼逊，从到中国的第二年起，就与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接触，并直接受于聘该公司，任秘书兼翻译员。而德国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曾为鸦片商人与客户间的翻译。
（二）参与收集情报与侵略战争
当时在华的许多传教士都认为，要使中国人接受基督，唯一的办法就是战争，要使鸦片战争“成为将耶稣介绍到中国的一种手段。”许多传教士受差会派遣，要将自己在中国内地的所见所闻汇报回国去，这就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帝国主义的情报员和帮凶。
传教士郭实腊与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是英国政府的官方翻译。传教士郭实腊曾参与起草《南京条约》，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曾担任侵华美军加尼司令的翻译和助手。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曾被派到舟山，在英军司令部里任翻译。而在臭名昭著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天主教北京主教樊国梁为首的传教士们，在法国公使的同意下，不但自己参与抢劫，还允许教徒抢劫。
（三）以征服者自居
在鸦片战争之后，许多的传教士以征服者自居。鄙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试图以西方文化代之。他们斥责孔孟之教的迷信，指责和尚、道士的异教活动。而使部分中国人产生自卑感和崇洋媚外的心态。另外，当教民与平民发生冲突时，他们的立场无疑站在教民这边，而常常有失公允。
四、结语
十九世纪初叶正是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大肆向东扩张的时期，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大背景中，尽管外国传教士来中国的动机确有出于传教热忱，但在其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与中国人民发生冲突时，一些传教士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为本国政府效力，无疑他们的传教事业带有殖民主义的性质。他们有时为了传教事业不折手段的行为，使部分中国人将传教士与列强混在一起，将对侵略者的仇恨转嫁到传教士身上，认为基督教是西方殖民主义者殖民统治的工具，是文化、宗教的侵略，同时对基督教利用清政府压制中国人而发生连串教案从而引起他们强烈的不满，把仇恨转化成暴力行为。
五、对本书的评价
本书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的角度，记载了近代基督教在华发展的历史。其字里行间无疑夹杂着许多与西方宗教相对立的意识形态，突出了传教士在中国活动所存在的问题与负面作用。
另外，本书对引用的著作采取片面解读的方式，忽略了上下文。如在第一章作者称鸦片战争之前传教士一直在发出战争叫嚣，裨治文编辑的《中国丛报》鼓吹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煽动使用武力以叩开中国的大门。而原文的主题是关于“英国与中国关系”，是在评述一个署名为“商人”（An American Merchant）的文章。裨治文说：“我们的作者（指那商人）提及了另外一个措施，就是诉诸武力，从而让中国政府让步。……然而对抗只会让目前友好的中国人变成敌人。”
在《中国丛报》（1836-1837），裨治文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的军事力量是很弱的，之前被高估了。如果外国击打它一次，它就会崩溃。中国的秘密会社，一直想着驱赶鞑靼人，将来应该会成功。”但接着他说：“反对战争，正如我们一直以来申明的，是我们的原则，所以我们不希望西方任何一个文明国家将可怕的战事带给中国。但是我们强烈地认为，那些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应该与中国进行诸多方面的交涉。”由此可见，《中国丛报》并没有像作者所说的在鸦片战争前一直鼓吹向中国开战。
另外，本书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很多处的观点没有史料支持。比如作者说，英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占领浙江舟山期间，郭实腊曾指使英军对当地老百姓施行残酷的屠杀。但是此处没有引用任何史料为凭。相反，清末的《定海厅志》、民国的《定海县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均未记载郭实腊屠杀当地百姓的行为。再比如，顾说“传教士的目标是要中国变为某一外国或数个外国的殖民地”，但是也没有给出任何史料来源。顾又说传教士开办学校“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阴暗、颓废的东西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带了进来”，也没有史料来源。这些问题都使本书显得有失公允，不够客观。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福建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