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来华十大使徒型传教士

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罗10:15）

在中国近代宣教史上，有这么一群传教士充满火热的心志，勇于成为某地区宣教事工的开拓者，甚至影响了该地区或一个民族的历史。他们可以说是使徒型的宣教士，为中华福音事工做出巨大贡献。在此笔者为弟兄姐妹选取十位使徒型的传教士，透过他们的见证，了解其佳美脚踪。

宾为霖牧师

宾为霖（William Chalmers Burns，或译：宾威廉、宾惠廉）：他是苏格兰人，从小在《天路历程》的激励下，拥有了火热的宣教心志，年轻时在英美等地巡回布道，兴起大复兴。1847年，宾为霖听到中国的呼声，毅然放弃优越的生活，来到中华大地。他首先来到福建厦门，之后将福音拓展到漳州，为闽南地区外出宣教之始。此后，他又前往南京、汕头、北京等地，播撒下福音种子，并最终在牛庄（今：营口）停歇了宣教脚步。

宾为霖的座右铭是“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只要主让他去哪，他都会义无反顾地前往。他是戴德生的“属灵导师”，戴从他那里学习到很多属灵知识，提高了生命，是日后建立内地会的重要原因。此外，宾为霖还是《天路历程》最早汉译者，为这部属灵书籍在华传播做出贡献。

  杜嘉德牧师

杜嘉德（Cartairs Douglas）： 1855年，杜嘉德从英国来到厦门。第二年他就前往泉州安海拓荒，尽管遭到当地人强烈反对。但杜嘉德不畏艰难，毅然坚持下来，并使福音在此扎根。此外他还到闽南不少地方拓荒，建立教会。

1860年，杜嘉德渡过台湾海峡来到台湾。他看到此地的人文环境跟大陆的闽南地区基本一致，于是呼吁差会派遣宣教士来此传福音。在他积极运作下，不少传教士来到台湾传教，重燃宝岛的福音之火。杜嘉德可以说是近代台湾拓荒第一人。

1877年，担任来华宣教士大会英国教会的主席，他指出来华宣教士必须是最优秀的，因为中国是非基督教文明中最伟大的。他的观点无疑激励了更多人关注中国，投身中华福音事工。

傈僳使徒富能仁

富能仁（James Outram Fraser）：富能仁是内地会宣教士，他原为英国皇家学院高材生，但看到中国的属灵需求，毅然放弃锦绣前程来到中国宣教。他于1908年来到中国，并把后半生全部献给傈僳族的福音事工。

1913年，富能仁与同工首次进入傈僳族地区，而到了1918年傈僳族信主已达到6万人（有的数据是4-5万）。富能仁除了宣教，他帮助傈僳族移风易俗，不仅使他们的原始陋习得到改变，还让很多人禁戒了鸦片。他为了让傈僳族信徒读《圣经》，为他们创造了傈僳族文字。此外，景颇族、拉祜族和佤族等少数民族也留下富能仁宣教的足迹。

富能仁在傈僳族的事工，深刻改变了这个民族的历史，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傈僳族的信徒占到全族的百分之九十，为中国基督化程度最高的民族之一。

海雅西与中国信徒 

海雅西（Jesse Boardman Hartwell）：他是美南浸信会牧师的儿子，从小就对海外宣教充满热情。1858年，海雅西来到上海。两年后，他前往山东烟台，为近代最早到华北拓荒的宣教士之一。

1862年10月5日海雅西建立了在北街建立了教会，此为浸信会在华北的首个教会。海雅西以此为基地，把事工拓展到邻近的黄县、招远、平度、烟台等地，带领不少人信主，建立了几间教会。

1875年，海雅西回到美国，但他没有忘记对华的福音事工，继续在当地华侨中宣教。他在旧金山华侨中共侍奉14年，为当地华人教会做出巨大贡献。

古约翰

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或译顾约拿单）：他是加拿大人，尽管从小对信仰缺乏热忱，但18岁的奇妙经历改变了他的生命。

1888年古约翰抵达中国烟台，之后前往河南宣教，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古约翰掀起了属灵大复兴，19世纪末，河南有数万人在他带领信主。他还前往朝鲜平壤，1907年领导了平壤大复兴，为今日韩国教会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古约翰还在冯玉祥的军队里布道，带领官兵信主。

晚年，古约翰来到东北，将宣教工场拓展到吉林，他在长春、四平街等地设立宣教站，并向辽宁等地推进。可以说，古约翰是近代最著名的布道家之一，几乎每到一处，都能带领属灵大复兴。

季雅各

季雅各（James Gilmour）：季雅各生于苏格兰一个属灵家庭里，1870年5月，他抵达北京。在此遇到一些蒙古人，深感很多蒙古人未听过福音，于是立志前往蒙古地区宣教。

此后几年里，季雅各多次进入蒙古族地区宣教，有时是带着妻子同行。他们在蒙古游牧民中工作，经常以蒙古包为家，时常要忍受草原恶劣的天气。尽管生活很艰苦。但两人没有退缩，满怀喜乐地侍奉。有数以万计蒙古人听过季雅各布道，不少人受洗归主。

季雅各还将他在华十二年的经历写下来，撰成《在蒙古人中》，呼吁更多人关注蒙古族的福音事工。在生命的最后时期，他还前往蒙古地区，共向二万多人讲道，售出三千多册书刊，赠送四千多张单张，旅行了一千八百多哩路。极大促进了福音在当地的传播。

华中使徒杨格非

杨格非（Griffith John，格里菲斯•约翰，又有杨约翰、杨笃信的译名）：杨格非年轻时身材矮小，长相稚嫩，被很多人称为“小孩子”，有人甚至戏称“小孩子去拯救中国归向基督”。

1855年，杨格非抵达上海，除了宣教，还前往太平天国地区考察，并极力劝说洪秀全等人放弃错误信仰。1861年，杨格非沿着长江西行，于6月21日抵达汉口，成为首位进入华中的新教宣教士。

杨格非以旅行布道结合街头布道的方法宣教，有时旅行距离远达3000英里以上，足迹遍及湖北、湖南、四川等地，各地都纷纷建立了教会，据统计在杨格非在华侍奉期间，仅湖北就至少100个传教站。由于其对华中教会的开拓之功，故被称为“华中宣教之父”。

传教士镜头下的新疆（二十世纪）

马之华（Percy Cunningham Mather，又译马慕杰、马尔昌、马洪特）：马之华原为英国铁路职员，但在圣灵带领下，于1910年来到上海。不久，他深感新疆需要福音，于1914年踏上西行之路。

新疆的特殊处境没有吓倒马之华，他的宣教热情始终未减。他还积极了解当地文化，与很多穆斯林成为好友，不少当地人也逐步认可福音。1926年，马之华与维族同工开始在新疆北部巡回布道，向各族人民传福音。从迪化（今乌鲁木齐）出发，深入前往北疆各地，向哈萨克人和蒙古人宣教，最远抵达中苏边境。

马之华在一次战乱中，因救治难民不幸被感染而安息。当他的安息礼拜进行时，无论基督徒、穆斯林或其他信仰的各族民众都自发来为他送行，足见其大爱得到了广泛认可。

麦利和修建的福州天安堂

麦利和（Robert Samuel Maclay）：麦利和生于传道人之家，1848年到达福州。此后十余年里，他把福音传遍福州以及闽北等地，带领当地人信主。

当然，麦利和的宣教事工不限于在中国，他更把福音拓展到日韩两国。1870年，他来到日本，在此后14年里，共带领1000多人受洗。1884年，麦利和前往汉城（今首尔），开拓了在朝鲜半岛的事工。

麦利和在远东三国宣教长达40多年，是罕见的将福音传遍中日韩地区的宣教士，为东亚的福音事工与教育事业做出不少贡献。

伯格里

伯格理（Samuel Pollard）：1887年，年轻的伯格里受到非洲宣教士利文斯顿感人事迹的影响，激发了来华宣教的热情。来到中国不久，他就前往云贵的苗族聚居区传播福音。

伯格里在昭通、石门坎等地的苗族中宣教十多年，不仅带领很多人信主，更是创造了苗文、开办了学校，建立了医学，促进了当地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苗族不仅接受了福音，更是改变了落后面貌，石门坎也迅速成为“西南苗族文化的最高区”。

1915年，伯格里因为看护病人受到感染而安息，将生命留在了他所挚爱的土地。 

在中国近代史上，优秀的使徒型传教士远远不止以上十位，他们带着爱来中国，开拓福音禾场，带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归向基督。 

注：由于在《中国近代最具影响的十位传教士》一文中已经提到了戴德生，因此本文不再收录，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