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在中国璀璨——陈泽民与基督教中国化

“不思考的教会是僵死的，教条式的，是捆绑灵魂的守笼。”---陈泽民

20世纪初的世界，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推进了现代性的发展。欧洲一战结束，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思想界开始观察反思这个前所未有的时代之变的原因，并且试图找出时代精神和问题意识。在中国，民国取代了清朝帝国，开始推进了中国政治和经济社会的近代化，基督教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开始影响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国的知识人，思考着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中国存在的意义，他们不断地以基督教为突破口，试图汲取更多的视野和胸怀，来帮助自己理解这个世界。

1917年，陈泽民出生于汕头市礐石岛，其父陈干臣是当地教会学校的老师，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陈泽民祖上三代都是基督徒，他的儿时生活是浓厚的基督教氛围，这样成了他一生爱主的人格风范。

陈泽民所在的教会是美国浸信会在汕头建立的礐石堂，这个教堂是岭东浸信会的中心，与其他教堂相比，该教堂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有着三层天级和六根廊柱，隐喻生生不息，六六无穷。敏锐的陈泽民在与其他教派的教堂风格对比时，就发现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堂，对于中国基督徒的意义。

1927年，中国知识分子发起了非基运动，汕头的很多传教士被迫离开中国，教会学校关闭，十岁的陈泽民思考着基督教何以被认为是异质文化，何以不能被中国知识人接受。1931年，半独立传道人宋尚节在汕头市石美玉建立的汕头伯特利教堂举行了布道会，14岁的陈泽民印象深刻，他的眼睛和视野被扩大了，他开始第一次看到一个中国人，以中国化的方式宣讲福音所能彰显的能量，这件事影响了陈泽民的一生。在当时陈泽民甚至决定尽快的离开学校，做一个全职的传道人。但汕头磬光中学的外国教师劝说她，要以学业为重，才能更深刻的理解上帝，为中国教会做出指引性贡献。

陈泽民被说服了，他开始刻苦攻读古今中外的一切学问。他的英语极其流畅，希腊语和拉丁语也能熟练阅读各种文本。宣教士来华，孤寂期间，带来了大量的欧美文献，陈泽民如痴如迷地进行高强度阅读。因为极其优秀，高中毕业后，沪江大学这个浸信会在华的最高学府的校长告诉他，不用考试，直接快点来上海，入读沪江大学。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战火不断，陈泽民在租界内的沪江大学，心里也是跃跃欲试，准备为饱受摧残的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但父亲和师长告诉他，你是基督徒，上帝在你身上有别样使命，你要好好学习，要具备世界级眼光，要做基督教在中国的开创性的工作。劝说陈泽民的正是当时30岁左右的刘湛恩校长，刘湛恩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一毕业就被浸信会选中，邀请为沪江大学校长，身为基督教青年会在华的卓越领袖，他在陈泽民进入沪江大学之后，跟陈泽民交流很多，在交流中，开始大规模的撤销神学课程，主日聚会由强制参加改为自愿参加。这一切沪江大学的教务改革，都深刻的影响到了陈泽民，也促使了陈泽民一毕业不是像外国教会那样去教会当牧师，去做全时间的圣职，而是深入基层去做医院的社会服务，做中国化的基督徒体现者。

1939年，陈泽民所在的沪江大学搬进上海租界，与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之江大学等著名高校组成了华东教会联合大学，这一联合，使得陈泽民的大学生涯，视野大开，余日宣、蔡尚思、涂羽卿、蔡尚思、李登辉等具有知识学术水准的教授开始深刻的影响了陈泽民的做人做事和做学问，这些大师级别的教授学者具有饱满的民族情怀，这也促使陈泽民在大学期间，以一个中国基督徒的身份，在世界秩序建立的进程中领先时代，写了著名的《基督教建设新中国的理论与实践工作鸟瞰》，副标题为《基督教对新中国的贡献》，短时间内引起了世界神学界的震动。其文章意义在于：在中国这样一个前途未卜，战乱频仍，日本大东亚秩序建设时期，陈泽民以绝对的民族自信，在讨论一个战后的新中国的建设，其中贯以基督教的史诗级作用。这是世界普世教会所谓能想到的，但陈泽民22岁的时候，竟然能做如此思考，如此前瞻，上海的吴耀宗、丁光训等人，开始关注这个圣公会之外的基层年轻人。沪江大学毕业后，丁光训推荐陈泽民去金陵神学院读神学，在金陵神学院，陈泽民接触了现代派神学，在此之前他一直是稍微保守的浸信会神学背景，他的教会，支持着王明道等独立的中国的传道人。

1944年，陈泽民金陵神学院毕业，基督教青年会等十几家教会机构邀请他前去任职，但陈泽民却选择去绍兴的一家教会医院工作。他有着出色的履历，却一毕业就做公益性质的社工，做社会服务。六年的医院工作，陈泽民了解了最底层社会的世态炎凉，知道了人生的艰难和不易。他开始忘掉了一切的神学思想，忘掉了高瞻远瞩，忘掉了人生抱负，只是埋首于每日的与穷苦病人的打交道。

1949年之后，政教关系被重新梳理，医院等公众场所不允许公开传教，于是陈泽民回到了金陵神学院做教务主任。这时，有了顶尖的神学思想，加上六年的社会实践的陈泽民，开始了他值得被时代铭记的一生。

1952年，34岁的陈泽民入驻了金陵协和神学院，一直到年老退休，把一生都给了金陵。刚到金陵，就面临这样的前所未有的世界级的神学难题，即华东12所不同宗派的教会合并而成的金陵神学院，如何进行教务设计。当时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互相冻结对方跨国资产，金陵神学院的外援被切断，这个时候，吴耀宗和丁光训忙于全局性的教会事务，而神学教务，则交给了34岁的陈泽民。

大的格局已经确定，接下来开始了紧张艰难的神学和教务实践，首先第一个难题是需要宗派联合，整合为一个中国教会。当时宣教士留给中国教会的神学语境是：宗派、现代主义和基要主义的争论，以美国长老会为主的华北神学院和在华长老会为主要的基要派，怀疑新中国，也怀疑现代派神学，而现代派神学又不怎么关心神学问题，只是脚踏实地的进行乡村建设和社会服务。陈泽民在金陵，一个人开始苦苦思索，最后开始提出，要从过去的教会和神学语境里走出来，他为中国教会树立了新的神学议题，即基督教中国化。

第二是，与世界普世教会的关系，吴耀宗和丁光训等人认为，中国基督教是中国的民族教会，和英国的安立甘宗是英国的教会，德国的福音教会是德国的民族教会一样，中国教会是一个整体，是世界普世教会的一部分。以此为基础，和世界教会建立连接，融入普世教会。金陵神学院的王艾明就是这个神学思路的继承者，他主张中国教会在保持独特性的同时，也要溯源大公传统，追寻使徒统绪，以此获得普世教会的认可，成为普世教会的成员。按照此思路，中国教会加入了WCC和WEA。

但陈泽民在这个历史时刻，作为一个神学教务的主要设计者，他认为，中国教会不能仅仅是完成一个任务，即：

1、成为中国的教会，独立自主，中国人来办

2、获得世界普世教会认可，有着大公使徒统绪

3、和社会主义相适应，帮助新中国的建设

这仅仅是最低的要求，而是要为世界教会做出独特的中国贡献，但是这是难以逾越的神学难题，因为世界历史上，从无此经验和先例。丁光训完全知道陈泽民的志向，对此常常鼓励，于是陈泽民孤独地探索着中国教会何以成为中国教会，并且以金陵为中心，同时举办全国性的基督教的中国化大讨论，在冗长的讨论中，陈泽民的神学思想在1998年的济南神学会议上得到了体现。这次会议的讨论，确定了几点，首先，中国教会民族化的体制性使命已经完成，中国基督教会（三自）已经成为了世界普遍认可的中国基督教的唯一代表教会。第二，中国教会需要了解自身所在的处境，即民族性的中国，频遭变故又稳定下来复兴崛起的中国。第三，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道路的中国，才是中国人民的最优选择。

陈泽民为此提出自己成熟的神学方法论，这和丁光训、王艾明还不同，后者是以观念的构造和逻辑的梳理为主，宏观大气，而陈泽民和沈以藩主教类似，他们是自下而上，先在具体的信仰实践中总结问题意识，然后再拾级而上，演绎挥发，最终和丁光训主教殊途同归，达到基督教中国化的大道上。

陈泽民对中国教会有个独特性贡献，那就是认为中国教会不必要首先成为世界普世教会认可的基督教会，才算是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而丁光训和王艾明等神学工作者，一致认为中国教会不能被孤立，只有成为被外界认可的教会，才算是基督教中国化成功的第一步。这源于陈泽民的人生经历，儿时在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岭东浸信会教堂里成长，10岁时被独立传道人宋尚节打动，读书时遇到了刘湛恩这样不世出的好校长，主张办学的中国化，毕业后在医院基层的六年工作，使得陈泽民，时刻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思考着中国教会的问题。

陈泽民教授今日作古，却在天堂冠冕。他是最懂中国教会的大师，虽被大多数人忽略，英国编写基督教神学辞典时，全世界搜寻顶尖神学家邀请为编辑，在中国，他们只邀请了陈泽民教授一人。陈教授翻译了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对基督教历史的神学信手拈来，却从来不给中国教会推荐某一神学，因为，他盛赞的是中国人自己的神学。

今日，在基督教中国化语境成为现象级显学的时下，再想陈泽民教授，我们发现，他首先给我们的教会的意义是，告诉时代，基督教中国化不是1949年之后的提法，而是自王韬时期，自鸦片战争时期就有了讨论，也告诉我们，中国教会不必要获得普世教会的认可而成为教会，而是因为更中国化，而成为教会。这和近些年兴起和活跃的一些自发的年轻新世代基督徒有些一致，他们懂得基督教的全部神学和历史，却又基于信仰实践，不去追溯基督教的普世身份，而是独立的建立基督徒的信仰共同体，追求简单的基督教给予的自由和美，这正是陈泽民教授开创的神学语境给予的深远影响。

陈泽民教授挚爱器乐，对古筝和钢琴都是有着深刻的理解。文革期间，他曾在青龙山农场劳动。据金陵协和神学院林培泉老师（莫如喜、许鼎新二位的女婿）分享，在特殊时期，老教授们在江苏，主要是在南京周边如南京江心洲、常州金坛的农场等处劳动。那时他们互相还能遇到，分享一点内心感受。

当时，陈教授如苏武牧羊一般，把钢琴假设在白茫茫的大地上，演奏唤醒中国国土的器乐，农场里被劳教的都是宗教人士，大家听了，无不凛然。文革后金陵神学院复课，1981年2月19日晚上十点，天气还是倒春寒的时刻，陈泽民来到小教堂，一一清点着座椅，因为第二天将有各地师生前来报道。那个时候，吴伟庆（现海淀堂主任牧师）也不约而同地前去事先清点准备椅子。那个夜晚，陈泽民教授的身教，影响了吴伟庆，也成为至今海淀堂复兴和中国化最好的原因。

如果评价今日作古的陈泽民教授，笔者认为，他是时代的指引者，他用了全部的身心，来首先理解时代，理解教会所处的环境。同时给与了中国教会全部的神学设计，至今都是中国教会需要打磨吸收的。陈泽民教授，从不对热门话题发出声音，哗众取宠，而是脚踏实地，深耕神学，植根中国化。他的神学思想谱系，是今日新世代基督徒正在迈向更伟大高峰的基础。

（注：本文作者为山东一青年基督徒，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欢迎您通过留言和写稿发表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