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永远在其中”——纪念上海鸿德堂献堂九十周年

1928年10月7日礼拜天，正值金秋，这天下午上海窦乐安路（今多伦路）热闹非凡，一座崭新又独具中国风格的建筑吸引众多路人驻足观看，为纪念费启鸿夫妇（George Field Fitch，1845-1923；Mary McLellan Fitch，1848-1918）而命名的鸿德堂（Fitch Memorial Church）正在举行献堂典礼。

教堂由毕业于南洋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土木科的中国建筑师杨锡镠设计，从他所作的渲染图可见教堂外观为中式建筑风格（见图1）。黄墙、红柱、青瓦，三色浑然一体，重檐式大屋顶成为教堂的主要特色。教堂正面四层，顶为方形钟楼。主体中厅三层，两边侧廊两层，房屋外墙仿木构架，红色水泥圆柱以双柱形式出现，屋顶与墙体有斗拱相接，气势恢宏，门口还有两个具有中国传统的石狮子。

教堂落成时，一楼为修德小学，二楼三楼为主堂，入内可见巴西利卡式教堂空间。如此美丽而又中西合璧的教堂，在当时没有欠下任何债务。并且值得一提的是，教堂从设计到监督建造全部由中国人完成。教堂独特的中式外观使人不禁遐想，为何当时被人们视为“西方”的基督教不采用“哥特式”去逐本溯源，反倒运用“东方”的建筑风格？那一代的基督徒给我们留下怎样的故事？

（一）   九十年前鸿德堂献堂盛典

鸿德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82年成立、 距今已经136年的上海长老会第二会堂（The Second Presbyterian Church）。美华书馆1882年年报记录了长老会第二会堂成立的情况：

“长老会第二会堂由费启鸿创建，会堂建立在书馆。书馆的一些员工和他们的家人是基督徒，他们之前是位于南门外的长老会第一会堂（即1860年成立的清心堂）的信徒。平时他们在书馆礼堂参加礼拜，圣餐礼拜则回到第一会堂，这并不方便。为解决书馆员工和他们家人的礼拜问题，组建了第二会堂。鲍哲才牧师被选召为书馆牧师。第二会堂有17人。每周日上午有礼拜，下午有主日学。所有这些活动都在书馆小教堂举行。除了这些事奉，鲍牧师还管理一个街边小教堂，这个街边教堂由费启鸿在北京路开办。这使得路过的行人能听到福音，开放时间在冬季的下午和温暖季节的晚上。”

美华书馆（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是美国北长老会在中国的出版机构，1844年初创于澳门，称为华英校书房，1845年迁往宁波，改名华花圣经书房，1860年迁至上海，更名为美华书馆。长老会第二会堂与美华书馆关系密切，作为书馆礼拜堂随书馆易址而改变聚会地点，从北京路18号（今北京东路盐业银行地址）到北四川路135号（今虹口区教育学院实验中学地址）。随着教会逐渐自养，成为自立教堂，1928年终于在窦乐安路建成现在的鸿德堂，实为当时上海本地信徒的一桩大事。

1928年10月7日鸿德堂献堂的盛况，最早记载于当年10月13日的《北华捷报》上。1929年1月《教务杂志》（总第六十一期）也刊载了相似内容，封二附有上文提到的彩色渲染图。《教务杂志》的报道如下：

“近日又一座美丽的现代教堂为上海基督教教堂建筑的华彩增添了新的一笔。教堂纪念费启鸿夫妇（见图2）五十多年来投身于这座都市的基督教运动。1928年10月7日周日下午，一千人参加了献堂典礼。这个教会在1882年成立，与坐落在北京路18号的美华书馆关联……

教会成立之后的45年中，聚会人数增长到500多人，其中包括一些上海最成功的和最受尊敬的商务人士，也有一些信徒在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或类似组织担任要职……教堂是一座漂亮的黄色青砖表面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它的建筑风格是中式的，是上海这类建筑中最漂亮的之一。黄色的砖面，红色的柱子，蓝色的屋檐，钟楼上的不同颜色，组合成令人愉悦的色彩效果。设施包括一座有750座的礼堂，底楼有教室、幼儿园和祷告会的房间等，邻近还建有一座舒适的牧师住宅。

教堂和牧师住宅花费12万洋元，其中美国长老会捐助3万，杜葛尔夫妇（F. J. Tooker）捐助3万（Tooker夫人是费启鸿夫妇的女儿），6万由教堂信徒捐献。这座建筑现在没有负债。参加一座没有债务的建堂典礼是不寻常的体验。献堂礼拜非常有趣。闸北堂的管弦乐队，闸北堂、清心堂和鸿德堂的诗班在礼拜中都有献诗。

商务印书馆的经理和创办者之一的鲍咸昌主持了礼拜。鲍先生是鸿德堂的长老，他的父亲是教堂第一任牧师。现任牧师是蒋时叙牧师，之江大学（Hangchou College）和南京神学院（Nanking Theological Seminary）的毕业生。”

文末提到几位重要嘉宾。“除闸北堂、清心堂和鸿德堂的牧师外”，还有“路崇德（J. Walter Lowrie）博士，费佩德博士（Dr. Robert F. Fitch），诚静怡博士（Dr. C. Y. Cheng）, 应书贵先生，陈金镛牧师参加了礼拜。”这几人与鸿德堂有着密切的关系。路崇德是美国长老会国外宣教会本部首任通信秘书娄睿（Walter Lowrie）的孙子，他的父亲娄礼仁（Reuben Post Lowrie）、叔叔娄礼华（Walter Macon Lowrie）为教会在上海和宁波的生根建造做出重要贡献。费佩德是费启鸿牧师的长子，曾为杭州之江大学校长。诚静怡博士为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会长，1927年北长老会三堂（清心堂、鸿德堂、闸北堂）均加入中华基督教教会。应书贵为鸿德堂长老，理事部长。陈金镛牧师在广学会工作期间兼任鸿德堂义务牧师。

费启鸿牧师的孙子费约翰（John Townsend Fitch）保留了鸿德堂正在修建时的照片（见图3、图4）。

鸿德堂建成第二年（1929年）11月9日鲍咸昌长老去世，11月23日下午鲍长老追思礼拜在鸿德堂举行（见图5）。他是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建堂时与夏瑞芳妻子夏太太等人都慷慨解囊，倾力奉献。鲍长老曾有遗愿：“鸿德堂既成，我必在内得一宿之安。”

（二） 建堂后值得纪念的两件大事

这两件事都与战争有关。一是“一二八”事变中蒋时叙牧师等人从鸿德堂带走被杀事件；二是战后修复屋顶发现未爆的炸弹。

蒋时叙牧师（见图6）是江苏江阴人，1915年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之后就读于南京神学院，神学院毕业后在江阴牧会，后被邀请至鸿德堂牧会，主持了鸿德堂建造并成为建堂后的首任牧师。

1932年1月29日下午2点左右，闸北堂长老毛文吟带领全家和朋友约30人到鸿德堂避难。他回忆：“我们所以避到这里有二原因，一是地方较大，二是敎堂”，而原本打算暂时离开避难的蒋时叙牧师毅然率家人、书记等人留下，据其幸存孤女蒋丕恩回忆：“我的父亲和母亲当即本着基督徒爱人的精神招待安慰他们，并准备午饭给他们吃。”下午4点左右，约50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敲打教堂铁门要求搜查，毛文吟儿子沪江大学学生毛宗豪开门后就被日军带走；日军搜查教堂后，问谁是教堂的主人，蒋时叙牧师和夫人回答后被打；之后日军把与蒋时叙牧师有关的人都带走：蒋时叙牧师，蒋牧师夫人（蒋陶氏），蒋子（蒋儒圣），蒋侄（陶万有），牧师书记（蔡有斋），堂工四人。事发后，鸿德堂信徒与费吴生（George Ashmore Fitch）、鸿德堂长老钮立卿、杨缙卿、霍斯美、应书贵等多方营救，最终无果。

蒙上帝恩典，蒋牧师女儿蒋丕恩今天仍健在，她95岁高龄，儿女孝顺，虹口教会牧长曾探访她，为其行坚振礼。蒋丕恩退休前曾为音乐教师，还曾荣获徐汇区 “三八红旗手”。

沪战停止后，据修德小学校长朱锡田回忆：“当即修复被毁之校舍，雇工修葺……有一工徒在屋顶上发现，一尚未爆发之炸弹，重约二百磅，工徒骤视之下，惊奇异常，大声呼喊，亟擬掷下，幸被一老校工张福全所闻，极力喝止……命工徒二人，轻步缓移，置于一字心簏中,……经两日之纷扰，始由一高级警官，偕同一形似技工者一人，设法移去……设此炸弹而于飞机上投下时爆炸，则此雄伟之鸿德堂及本校校舍，当尽化为瓦砾之场。或此炸弹而于雇工修理时被彼无知之工役发现而掷下，不特校舍化为乌有，而余身亦早已粉身碎骨矣。故不得不感谢上主之默佑也。”

这不禁使笔者想到鸿德堂门口靠东侧一只石狮子的后面，奠基石上刻有《圣经》经文，《列王记上》9章3节“爾所建之殿 爲永龥我名之所 我使之成聖 我将目覩心思 恒久不已”（圣经委办译本，1854年版）。圣经和合本的译文是：“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

正值鸿德堂献堂九十周年之际，略忆历史，缅怀纪念。同时，我们今日信徒也要努力探索老一辈信徒在发展上帝福音时，揣摩他们所经历的，想他们所想，明白他们如何在当下表达他们对信仰与处境的理解。《中华基督教会上海鸿德堂建堂报告册》载：“……爰有自建规模较宏礼堂之议，一所以谋自立，一所以应潮流……今海内信徒，方倡中国化敎会之说，上海为通商巨邑，全国所观瞻，本堂中国式建筑，虽为权舆，未始不可为土壤细流之助。后之来哲，追念艰难，益有以光大之乎？”一间教会凝聚多少代基督徒的心血与努力才能稳步发展，福音的种子要经过多少代人的辛勤播撒与耕耘，才能生根结果。“后之来哲”如何将教会之使命发扬光大？中国基督徒如何在自己的处境中为主作光作盐，仍是历史不变的传承与使命。

（注：作者系上海市景灵堂牧师，文章原载于2018年《天风》杂志第10期，标题为《荣耀归主 领受新恩——纪念上海鸿德堂献堂90周年（1928-2018）》，本平台蒙作者允许而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