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为主去？——访镇江戴德生纪念楼有感

9月初，江南阴雨，笔者和同事去南京出差办事，计划因突发情况而调整，临时决定去一趟镇江，遂打电话进行预约，只为参观德生楼，即传教士戴德生纪念楼，属慕名而去。

镇江地处长江与大运河黄金十字水道交汇点，南北文化交融，清朝时设立了镇江府，民国时期还是江苏省省会。基督教于13-14世纪的元代就已在镇江传播。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它成为通商口岸，英国在此设立领事馆，基督教多个宗派进入，传播福音，并促进了当地教育、医疗和慈善事业的发展。

镇江宣德堂离镇江南站不到3千米，位于九华山路与312国道南，在设计时有主堂和钟楼，因戴德生墓的发现，教会顿时改了计划，后来就有了德生楼，纪念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牧师，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展现了戴德生的生平、内地会在华宣教事工以及镇江基督教的过去和现状。2014年4月，戴德生夫妇墓葬迁移至宣德堂，安放于教堂钟楼负一层，并由戴继宗牧师主持了“戴德生牧师夫妇墓葬迁移入土仪式”。宣德堂遂将钟楼命名为“德生楼”并于2018年6月5日举行揭幕仪式，正式开放。

这是笔者第三次去镇江，此前参加过宣德堂的圣诞活动，因那天不是主日，教堂不开门，我们到那里，值班室的两位姐妹接待了我们，其中一位带我们参观并介绍了德生楼的情况，她也是开馆时的导游。

一进门，就看到了基督徒们常常念起的一段话，也是戴德生的写照：“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这样的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会嫌太多吗？”，这是他在1860年在回英格兰的船上给妹妹的信里写的。

文字下方的地上，摆放着戴德生与原配夫人玛利亚的墓碑，左边的一块已经损坏得只剩部分。脚下负一楼是他们的棺木所在地，碑上只刻着“他虽然死了，因信仍旧说话”。

上楼后，便能看到介绍这位传教士的文字和图片。戴德生于1832年出生于英国，父亲是一名医生，主日带领敬拜。他在儿时便对中国产生了兴趣，并对父亲说自己很少在书里看到关于传教士在中国的故事，并萌发了长大后去中国传福音的心。22岁那年，他如愿来到中国，开始了在华传教的生涯。在中国，他脱掉西装、摘掉领带，换上长袍、梳着辫子，走街串巷地传播福音，充分地尊重当地人的习俗和文化。随后他有了同工和妻子，福音工作不断拓展。

除了传福音的核心工作，戴德生和他的团队也开展医疗、教育、赈灾和禁烟事工，他本人曾在英国学医，并认为医疗和教育都是传福音的媒介。

19世纪的中国处于晚清时期，清廷积贫积弱，英国人将鸦片带入中国，危害着中国人的健康。当时，戴德生与妹夫海班明多次公开反对鸦片贸易，并在1888年第三届国际宣教大会上提出动议呼吁政府压制鸦片贸易。同时，他和同工在中国设立了很多戒烟局。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英国政府于1906年宣布减产鸦片，到1917年完全停止输出鸦片。

因医疗条件较差，戴德生的四个儿女和妻子染病后无法医治而先后去世，葬于镇江的洋人公墓。这位传教士于1905年在长沙去世后，遗体被带到镇江，与妻儿合葬一处。多年后，洋人公墓被改为了居民区，位于羊皮坡，无意中被人发现，后被教会迁到了德生楼。

戴德生创办的内地会是一个跨宗派的宣教团体，其中的柏格理、富能仁、曹雅直、剑桥七杰和陶然士等都是基督徒们耳熟能详的宣教。戴德生原属卫理公会，他于1853年来华，次年在上海登陆，后于英国养病期间创办内地会。1866年，第一批内地会宣教士共24人来到中国，以进入安徽、四川、贵州、甘肃、云南和河南等省传福音。

内地会坚守的原则是“信心宣教”，即“不借贷，不募捐，凭信心仰望神的供应，并借着祷告求神去感动人。若按照神的方法来做神的工作，断然不会缺乏神的供应。”凭着信心，他和他的团队在华打开了新的福音的历史。

自1865到1950年，内地会共差派了106位宣教士医生。19世纪，内地会较多参与戒烟运动，到了20世纪才开始在一些内陆省份兴建医院，虽然不起眼，在当时却是一些地方方圆百里唯一的现代医院。比如，戴德生曾在镇江医院服侍，河南开封福音医院于1906年建成，一度吸引了附近七省的病人来就诊；兰州博德恩医院于1914年建成，时为甘肃全省唯一的医院。

内地会在华教育事业主要集中在扫盲班和初级教育中，特别是妇女教育。1922年之际，内地会共有4所幼儿园、375所初小、58所高小、5所中学、5所师范学院及21所圣经学校等。神学培训以针对农耕阶层和少数民族的中国传道人为主，到1950年之际，内地会共参与13家在华神学培训机构的事工，投入30名宣教士从事神学教育，他们的办学方式也在逐渐转型，从“宣教士领导”到“华洋合作”，到“宣教士服从华人领导”。

在1876-79年的华北大旱中，戴德生第二任妻子福珍妮曾带领同工姊妹到山西创办孤儿院；1929年甘肃大旱，6位宣教士因赈灾而失去生命；抗战期间，内地会宣教士还与中国军民同甘共苦。

到戴德生逝世的1905年，内地会的宣教士增长到了825位，中国同工增至1152人。到了1912年，内地会成为在华最大宣教机构，传教士数量超过1000人。1951年后，传教士们纷纷撤离中国。

在华传教期间，洋人难免被中国人误解。据那位导游姊妹介绍，1868年8月，扬州皮市街的内地会传教士受到攻击，有人抢劫和放火，当时戴德生的妻子玛利亚怀有身孕，为了逃生只好从楼上跳下并负伤。可是他们没有放弃传福音的工作。

离开德生楼，笔者在想，谁能为了福音舍弃安逸的生活呢？谁又能为了福音去一个陌生的国度，要重新学习语言，适应当地的生活方式，并跟当地人打交道，告诉一群从未谋面的人上帝之爱，这是一件充满挑战的事。戴德生并不是带着很多金子来到中国，而是带着信心和爱就来了，并凭着对于上帝的信靠，不断得胜艰难，将福音的种子播撒。

往事远去，留给后人的，除了纪念，是否还有其他的意义？作为那个时代的基督徒，他随着异象服侍了中国人；作为这个时代的中国基督徒，我们是否愿意奉献自己，去服侍中国教会和社会呢？又当如何服侍？不少人探讨过戴德生和李提摩太的传教路线，不论基要派还是自由派，难的是真正地去服侍、按照基督的旨意去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