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山西河津两位基督徒曾向清皇室呈贡圣经

1909年夏天，山西省河津县（现河津市）曾有两名基督徒起意向清皇室奉送圣经，向皇族传福音，这惊世骇俗的壮举铭记史册，成为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

《河津基督教会》（2013年版）记：据刊载于《上海教育学报》1995年第一期、《天风》2010年10期、11期《向皇族传福音——基督教两次向清室进献圣经之经过》略述其事：

  庚子国难后，革命党人多次在各地起义，清政府废除科举考试，派出大员出洋考察宪政，继而设定资政院、咨议局，在光绪、慈禧驾崩前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同时基督教的形象在国人心中有所跌落，作为回应，北京、上海、天津、山东、福建等地出现了一些自立教会，亦欲摆脱“洋教”，希冀沟通“民”“教”，消弭教案，似乎一切在变，而一切又未改变。

在此情形下，许多中外传教士不谋而合，起意策划了一个今天看来似乎奇怪的念头，说服清皇室皈依基督教。这也许是祈望清政府在“病急乱投医”时会把基督教作为一种选择。这样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传教士，以及教会本身自然可借此改善处境。但这事的不可能是明摆的，因此“皇族归主运动”还未来得及规划，更未能进而付诸行动，辛亥革命爆发，就随清王朝一起寿终正寝了。但这个动议的第一步，就是向皇族呈贡圣经的夙愿还是实现了。

当时打算向皇族晋献圣经的，有中国基督徒，也有外国传教士，如浙江教会联会于1910年曾通过决议，联络各地教会向皇族公献圣经，并推定代表。但成就此事仅此一件。

事情的肇端，与此前向慈禧太后献圣经相似，在一偏僻小城，起意者是两个中国基督徒。

1909年夏，山西河津两个基督徒起意向皇族赠送圣经。为此他们走访了传教士吉牧师（Bev.robert.gillies)，吉牧师遂致函《教务》杂志和文显理（大英圣书公会负责人，戴尔的继任者）。信中说：“他们的目标是每一个基督徒，平均每人捐十个铜元，然后请圣经公精心印制几本圣经，一本给献摄政王，第二本由女信徒献给太后，再一本由信教学童在适当时候献给皇上。”吉牧师认为这件事应当在北京或上海进行，建议传教士向广大信徒宣传这一倡议，传教士也捐款起促进作用，尽管“并不要求外国人捐款”。

此举得到了热烈响应，于是成立了一个执行委员会。推举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会长俞国桢牧师为书记兼司库，俞国桢等人认为此事应该完全由中国人完成，无需洋人帮助。执行委员会决定分别贡呈新约圣经给隆裕太后、摄政王载沣、隆裕的母亲和尚在襁褓中的皇上宣统。

到1910年11月21日截止时，共收到海内外中国基督教捐款1412.35美元，次日下午推定俞国祯和基督教作家柴莲馥作为代表，进京献礼。

这次呈贡的圣经也是新约全书。装帧同1894年献给慈禧的寿礼极为相像，每本以银覆面，上面雕刻浮雕图案为葡萄园、牧人守护羔羊、基督降生、升天等。圣经放置于银盒内。每个银盒刻有同受者相称的浪子、婚筵、十童女等花纹图案。礼品曾在青年会和一家著名公司的仓库向公众展览。

11月25日晚。俞、柴二人向上海道台请得的文书，乘上招商局“兴民轮”。次日起碇。28日如期抵达大沽口外，因水浅未能抵港。29日。一些货物卸后才得以上岸。已是掌灯时。抵天津后青年会的钟子凤和张伯苓为其设宴洗尘，席间谈及向皇族呈贡圣经，也谈及张伯苓当时主持一个自立的教会。

12月1日，二人又搭乘京山铁路前往北京，晚八时抵达前门站，已持有上海道台文书，顺利通过检查，暂居景坛旅店，在京几个教会牧长闻讯后，邀请他们到鼓楼西侧地安门一所神学院内居住，因怕应酬影响起草奏折而婉拒。

12月5日，在灯市口教会举办的欢迎仪式上，代表应邀介绍了呈贡圣经这一盛事，并宣读了一份奏折。当晚几个外国差会在金鱼胡同福音堂欢宴两位代表。12月9日，又乘火车往北通州参加一次欢迎会，向500余会众介绍了情况，10日晚返京。

12月13日，一切准备就绪，俞国祯、柴莲馥携带圣经和奏折前往都察院。御史张英麟系保守派人士，对基督教无好感，一听见基督教就拂袖而去。须臾，另一位御史态度较为和善，但拒收奏折和礼品，此时在场的一些官员称赞呈贡圣经是一善举，同时告诉两位代表，因为基督教关系洋人，所以必须向外务部请转，别无他途。二人只得返回旅店，拟定给外务部的奏折。

次日下午，二人再次向外务部递奏折，被告知尚书外出，遇见大臣须在下午2点半来。第三天被告知奏折已经递进宫，静候佳音。此后二人又等了十天，12月25日从同乡处得知大臣正在部里，随立即前往，赶去后大臣们已走了。第二天，终于得见外务部尚书及两位侍郎，大臣们对此举予以口头嘉许，并保证，下周会有回音。此后柴莲馥回湖南老家，俞国祯仍在京等候。1911年1月2日，皇室终于悦纳了圣经。

俞国祯准备凯旋，离京前一日，北京青年会干事格林邀其住到离火车站较近的寓所，以免误时。当日二人四点半起身，乘洋车到火车站乘车。

南归后，俞国祯不敢耽搁，应教会邀请，介绍了此次向皇室呈贡圣经的前后经过。

此次共花费1549.49美元，比所得捐银超支了137.14美元，折合500多银元，不知后来这笔亏空如何弥补平衡。

此资料来源在前文摘要中记载“本文当时由教会杂志和档案有关记载辑写而成，材料翔实，可补史乘”，文中第二部分载：一九零九年夏，山西河津两个中国基督徒起意向清皇室赠送圣经”，为此河津市基督教会在编写《河津基督教会志》时曾作考证。1901年，清光绪廿七年十月十五日，英国牧师吉君长庆（伦敦人）偕师娘茹氏莅临河津传道，到清光绪卅四年五月十九日（即主历1908年）购地基于内地会，永做教会公所，后因礼拜堂窄小，吉牧师及全县信徒同心合一，祈祷数年，蒙上帝怜爱看顾，建主圣殿6间。”

至于文中所述的两个基督徒姓甚名谁，后来该市两会在编写志书时，也曾多方考证，几经周折，也没有查到真实姓名。或许这两个基督徒当时就不愿留下真实姓名，只想做隐姓埋名为主传扬福音的传道者。他们热心爱主胸怀广大的心志至今仍是我们值得效法的榜样。

（此文资料参考《河津基督教志》河津市基督教两会编著2013年版，深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