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乐专题讲座——浅谈中国基督徒编撰、翻译的中文圣诗（1912-1949）

10月5日，因爱而生平台邀请安徽神学院教师徐淑萍教授举行了《中国基督徒编撰、翻译的中文圣诗（1912-1949）》为题的线上讲座。

讲座中，徐老师从“中国圣诗作者、译者及其代表作”“中国信徒编撰的中文圣诗集的本土化特征”“中文圣诗先驱——刘廷芳”“中文圣诗先驱——杨荫浏”“宋尚节与《奋兴短歌集》”五个方面向大家进行了详细的分享。

中国圣诗作者、译者及其代表作

在第一部分中，徐老师首先向大家介绍了民国时期中文圣诗创作的整体状况：

中国信徒编撰的圣诗集一般由一位或多位信徒编撰而成，据查考，在1912年至1949年期间，曾参与中文圣诗翻译、创作、编辑、修订、收集等工作且被记载在诗歌集当中的中国信徒约有200余位。而这些信徒大多集中于教会机构、神学院、布道团及本土教派当中。而从这些圣诗集背后，也可以一窥编撰者的文学修养、信仰经历、神学思想以及教会观。

因此，研究这一时期的中文圣诗对于了解民国时期的基督教整体情况也会有所帮助。

随后，老师向大家一一列举了民国时期至建国前后编撰成书的中文诗歌集以及刘湛恩、冰心、邵镜三等几位为中文圣诗的翻译、编撰做出卓越贡献的代表性人物。

中国信徒编撰的中文圣诗集的本土化特征

随后，在第二部分中，徐老师围绕中文圣诗的本土化特征向大家进行了介绍。

原创作品比例较高

相较于传教公会编撰的诗集，在中国信徒编撰的圣诗集中，原创作品占比相对有很大提升，例如贾玉铭的《圣徒心声》诗集中，原创作品的占比就达到了9成以上，而至于基督徒韩凤刚的《灵歌》以及赵紫宸的《民众圣歌集》都达到了全部收录作品皆为原创的程度。

总体而言，中国基督徒编撰的圣诗集在作词方面的原创率可以达到一个较高水平，而在曲调方面，还是以教会常用圣诗曲调以及传统地方民歌引用或改写为主。

注重描写中国基督徒的灵性经历

由于本土中文圣诗的内容很大程度受到编撰创作者的生活环境、神学思想等方面影响，因而展现出了相当浓厚的个人色彩，同时也在内容方面更注重体现中国基督徒在本土文化当中个人或集体的灵性经验。

为做进一步解释，徐老师引用了部分民国时期的本土圣乐先驱的论述，向大家阐释了当时基督教界对于圣诗本色化的一些思考：

在于1929年发表的某社论中，作者曾提到：中国教会圣诗的本色化并非是欧美信徒的歌咏，而应当是从中国信徒自身的性灵中发出的叹息，应当代表着中国信徒自身的灵命需求。

而从民国时期诸如《晨星短歌》《培灵诗歌》《灵声短歌》等一些本土圣诗集中，也足以见得本土圣诗在关注刻画平信徒灵性需求以及教会的培灵布道活动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运用中国传统曲调

在1935年由基督徒毛宗杰等人创作，由上海灵声社出版的《经文短歌琴谱》以及其他基督徒创作的《诗歌播道》等本土圣歌集中，都出现了将中国民间传统曲调结合圣经内容创作的元素，在做到了歌词注重证道、精简易学的同时，也兼顾了歌谱的通俗性。

注重编撰主题歌集

在这些民国时期本土编撰的圣诗集作品中，并不会拘泥于某公会或宗派的教义仪式，反而是会注意到其在主题诗歌方面的空缺，并结合不同主体及场景（如神学院、教会学校、农村教会、布道会、奋兴会等）的实际需求，编撰相应的主题歌集加以补充完善。

就作品而言，中国信徒编撰的圣诗集中就主要涌现出了如儿童诗歌、青年诗歌、乡村诗歌、经文诗歌、奋兴布道诗歌等主题歌集。

随后，徐老师重点围绕青年诗歌以及经文诗歌向大家进行了介绍：

青年歌集顾名思义即受众为青年基督徒群体，一般多在青年人崇拜灵修时使用，其内容主要包括圣诗、国歌、校歌以及中西民歌，并不完全为信仰用途。在民国时期，青年歌集至少出现了7种，而明确标注了由中国基督徒创作的歌集则至少有3种。

而经文诗歌则主要以引用一处经文原文或经文大意结合曲调而创作诗歌，随后将这些诗歌汇编成册，被称为“经文歌集”。在当时，经文诗歌主要用于帮助识字水平相对较低的信徒熟悉经文内容。在民国时期，经文歌集至少有9种，标注中国基督徒编撰的歌集有5种，其中包括《天人短歌》《经文歌选95首》等，大多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问世。

圣诗创作者

在第三部分中，徐老师围绕民国时期三位圣诗编撰创作的代表性人物刘廷芳、杨荫浏以及宋尚节依次进行了详细介绍，

刘廷芳

刘廷芳（1891-1947），字亶生，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大同乡人，是近代著名诗人，也是圣乐本色化探索的先驱人物，曾任燕京大学神科科长、《普天颂赞》六公会联合圣诗委员会主席。

刘廷芳先生对于中国圣歌拥有浓厚兴趣，一生也在积极推动教会本色化工作，同时也注重推动圣歌圣乐本色工作。而在圣乐方面，他的最直接贡献就是通过创办期刊推动本色化的圣歌与圣乐。

1930年，刘廷芳独立创办基督教文艺刊物《紫晶》并担任主编，而在该刊物中设立的“赞美歌”专栏则主要刊登新创作或翻译的圣诗，这些圣诗谐以曲调，可以吟唱或诵读。《普天颂赞》中所收录的多首诗歌都曾有在该刊发表的经历。

除了《紫晶》以外，在同一时期，刘廷芳还担任了刊物《真理与生命》的编辑，而在该刊物中同样开设了讨论音乐理论的“圣歌与圣乐”专栏，专门征集当代各界对于中国圣歌圣乐工作之经验，为后来者提供指引与帮助。

此外，刘廷芳还亲自参与了圣诗的翻译与创作工作，至1936年，经他修订翻译的圣诗达到了190余首，创作圣诗有6首，均被收录在《普天颂赞》当中。而《普天颂赞》的问世也代表了他对于中国圣诗的卓越贡献。

在其个人撰文《中国信徒与圣歌》中，刘廷芳总结了旧有诗歌的不足：旧有诗歌多为不熟悉中文的西方传教士翻译，其字数、句数、格式会被原诗的乐调限制，而且这些诗歌的曲调也主要以西方为主，包含了浓厚的宗派神学观念以及传教士个人观点。因此，这些旧有诗歌在整体内容方面与中国信徒的需求并不相符。

刘廷芳认为，中国有特殊的文化，音乐有自己的特长，中国信徒就应当用中国的音乐特点来制作谱调。而从其参与作词的《新天地歌》中就可见一斑，在该圣诗中，刘廷芳描绘了在压迫之中的穷苦百姓对于美好光明的新天新地的向往与盼望。

杨荫浏

杨荫浏（1899-1984），江苏无锡人，是著名音乐家，专注与民族音乐与宗教音乐。其与刘廷芳共同参与了《紫晶》的编辑工作，且还共同担任了刊物《真理与生命》中“圣歌与圣乐”专栏的主编。主编任职期间，他用白话文创作现代诗，赞美诗歌词、曲调及说教文学，翻译西方圣诗，还多次发表赞美诗研究相关文章。1931年起，杨荫浏开始参与《普天颂赞》的编译工作，在解放后也曾担任了《新编赞美诗》的顾问。

杨荫浏先生一生同样致力于圣乐本色化的研究，在其撰文中，也曾借助说教文章与圣歌的对比着重表述了圣歌之重要性。

在创作观点方面，杨荫浏坚持“采集民歌，协助信乐”。他会常常改编民歌曲调谱成赞美诗，在他看来，许多西方赞美诗的曲调同样引用了地方民歌曲调元素，而中国本土圣诗亦当如此。

另外，杨荫浏还曾在撰文中指出了本土圣诗在歌词创作与曲调创作中的不同观点。

宋尚节

宋尚节（1901-1944），福建莆田人，知名奋兴布道家，在其奋兴布道期间，常常会有同工领唱灵歌，教新诗，同时也会用乐器伴奏以吸引听众。

而提起宋尚节在圣诗歌方面的贡献就不得不提到他所选用的《奋兴短歌集》，该短歌集词谱简单，适用于布道、讲道、集会的场合，尤其对于妇孺群体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该诗集大致成书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出版约有五版，其中收录的短歌风格丰富，传统民间曲调、西方圣诗曲调及教会通用曲调都有采用，此外，该诗集中还出现了方言词汇及民间口语入诗的现象。

此外，宋尚节还引用圣经经文创作经文诗歌，但是与其他同时期的经文诗歌不同的是，宋尚节创作的诗歌保持了恪守圣经原文的基调。

总结

在总结中，徐老师表示，随着新教事工在中国的逐步扎根与扩大，信徒的知识水平提高，中国教会对于中文圣诗的语言、灵性与实用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促使更多中国信徒参与到了本土圣诗的编撰工作，也进而造就了一批在中西文化、神学及音乐方面均有造诣的本土圣乐圣歌创作者、译者与编者。

其次，基督教神学的四大要素是圣经、传统、经验、理性，而中国信徒编撰的中文圣诗则尤为注重圣经和经验，中国圣诗编撰者提倡中国教会本色化，运用中国传统诗歌的创作技巧和中国传统曲调创作诗歌，并且编写以青年、圣言等为主题的诗集，力求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实现圣诗的本色化。

第三，中国信徒编撰的本土诗集有着普世性（部分诗歌源自西方传统曲调）与地域性（产生于中国处境，带有中国文化烙印，透露着浓厚本土气息，反映着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整体状态）的双重特征。同时本土圣诗也反映了当时信徒对于自立的渴望、对国家社会的责任心以及对灵魂的托付。

第四，西方圣诗经过翻译转化为中国各地方言以贴近信徒生活，新创作的本土圣诗也更多反应信徒的文化、心理与习俗，而本土圣诗集的编撰者也更多的考虑到信徒的语言、阅读等习惯。

借由民国时期中文圣诗的发展追溯，可以看到，民国时期的中国教会思考的不仅仅是信徒个人的救赎，更是整个社会与国家的救赎；寻求的不仅仅是本身的自立，更是国家的自强自立；推动的不仅是个人、家庭的复兴，更是整个民族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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