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基督教史上八位有影响力的外籍传教士（二）

问候亲爱的读者们在基督里平安！我们继续分享在辽宁基督教历史上八位有影响力的外籍传教士的事迹。

五、柏卫

柏卫（Conrad S. Bolwig，1866年——1951年）丹麦人，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光绪十九年（1893年）丹麦信义会决定派遣柏卫到中国传道，柏卫匆忙与相恋七年的同学米娜·哈斯（Minna Gudrun Hass Bolwig, 1867—1960）结婚，踏上开往远东的邮轮，拓荒使命权当蜜月旅行。他们曾到过汉口、天津、烟台等城市；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柏卫经营口到海城，与长老会马钦太牧师议定丹麦传教区，并与在旅顺的丹麦差会外德劳牧师，前往孤山、凤城、九连城、丹东等处，落实设立教会的地址事宜；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他又到孤山建立孤山教会，下辖6个教区。当时的基督教新教在辽宁乃至东北影响最大的一个宗派就有丹麦的信义会差会，南到大连，北到黑龙江都有他们传教的脚踪和建立的教会，而柏卫则是传教的带头人和先驱。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柏卫创立培英小学，当时教会所创立的学校，均以“三育”为名，而柏卫创立的学习独以“培英”命名。民国元年（1912年），他创办培英中学，这是当地第一个学校，声誉颇高，柏卫被称为“贫民教育的先驱”。在学校，柏卫夫人讲授英文，曾任解放后的辽宁省副省长的车向忱就毕业于这个学校。柏卫的心思主要放在悬壶济世上，免费给穷人看病，1896年他在大孤山镇上开起了一家西医诊所。但是他也受到于承恩牧师的指责，说他办学只为社会不为宗教，最后他不得不将自己所创办的培英中学与劈柴沟的三育学校合并，改为中学部。

民国二年（1913年），柏卫在大连亲手按立阎兴纪为牧师，这是大连第一任中国牧师；民国五年（1916年），他在大孤山建北关教会大礼拜堂，可容纳500个席位，钟楼高4层，成为当地的一个地标建筑，当地的老百姓称之为“丹国楼”。1925年，柏卫创建吉林省临江市教会。民国22年（1933年），著名的东北抗日领导人之一邓铁梅领导的抗日铁血队，为牵制日寇绑架了柏卫牧师，日寇害怕引起国际纠纷，暂停在这个地区的烧杀罪行，并按抗联要求以30万元将柏卫赎回。吉林省的吉安县、长白县的基督教会也是柏卫牧师亲手创建的。1946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半个世纪的柏卫夫妇返回故国丹麦，离别前在礼拜堂前留影，教会向他们赠送了锦旗，称呼他是“柏老”。“1946年柏卫回到丹麦，他为中国人民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对英美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日俄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表示义愤，对义和团运动给予了一定的同情，现在仍具盛名的孤山大杏梅就是他和聂乐信由丹麦引进的。”（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编：《辽宁省志·宗教志》第182页）

六、宁乃胜

宁乃胜（1875年-1945年）原籍是丹麦人，曾在美国留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加入美国籍，医疗传教士。1875年6月29日出生在丹麦霍斯艾厄，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通过医学考试，跟随他一起来到中国的宁乃胜夫人是护士、美国人，生于1873年1月3日。1907-1940年间随同丈夫来到岫岩，在丹国医院任护士。宁乃胜在辽宁的史料不多，并且在互联网上几乎找不到有关他的信息。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宁乃胜随丹麦信义会差会到中国施医布道。因为他的医术比较高明，在他那里就诊的患者日益增多。1907年宁乃胜携美国妻子来到辽宁省鞍山市的岫岩县（当时的岫岩县归属辽宁省丹东市）建成岫岩西山医院，史称丹麦医院，也称为岫岩基督教会医院，这是当时岫岩地区设施最好的医院，医院有两栋实验楼，分男病房区、女病房区。西山丹麦医院风格独特，高耸的尖顶似西方的教堂，青砖灰瓦又似东方的宫殿。从围墙的拦腰处走进，看到的是一座“工”字形楼，该楼为两层，两边分别为尖顶。楼外有花岗岩石梯可直接上楼，设地下室，楼门上方和楼前的一个花岗岩石凳上分别雕有花纹。医院设有手术室、化验室、门诊所、药房、手术室等，凡来此就医者，医院则“以医传教”，住院患者在每日午餐之后都要做一次礼拜，届时凡能下床活动的病人都被召集到大病室内，听传道人讲道，时间约30至40分钟，在病人入院治疗期间还有医院传教士到病床前对病人进行单独讲道传福音。教会医院的这些做法尽管方式有所差别，但目标只有一个，把医疗活动紧紧联系在信仰氛围之中，潜移默化的把基督福音传给每一个患者。这个医院还附设有护士学校，学制三年，取得毕业证书后，再通过中华护士学会统一考试，考取护士证书。

医院旧址现在辽宁省鞍山市岫岩县中心人民医院院内，有的建筑已经被拆除，2009年被定为鞍山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宁乃胜曾经在医院接待中国地方抗日武装伤员，并设立了密室，对伤病员予以保护和医治。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中国少年铁血军领导人认为，宁乃胜已加入美国国籍，如果将他绑架可以导致美国对日军施加压力造成国际纠纷。4月11日由抗日武装中的刘天福装扮成病人，乘宁乃胜出诊之机将他绑架带走，铁血军提出交换条件，遭到日方拒绝。铁血军见扣押他对日方已构不成威慑力，10月25日由队长于同治将宁乃胜安然送回医院。宁乃胜在铁血军中滞留6个多月，他跟抗日部队随军期间，曾多次尽心尽力医治、抢救伤病员，并与抗日队伍结下了友谊。宁乃胜回医院后派护士苑松廷代表本人携带1万元钱、一箱药品，交给铁血军总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宁乃胜转到黑龙江省绥化医院；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他退休回美国，也有说他1940年离开中国，1945年4月11日去世，时年70岁。

七、包乐深

包乐深（Anders Aagaard Poulsen，1880-？）丹麦人，在民国元年（1912年）到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基督教会传道，一年后去北京学习汉语；民国三年（1914年），在现辽宁省丹东市大孤山与柏卫牧师同工，开办培英中学；民国四年（1915年），去哈尔滨基督教会任牧师；民国八年（1919年）任丹东劈柴沟三育中学第二任校长。“三育”的意思就是三个方面的教育内容，缺一不可，即智力和知识、技能和力量、精神和信仰。三育中学现发展为辽宁省的辽东学院，其官方网站这样介绍：学校办学发轫于1912年私立安东三育国民高等学校（园艺学校），喜看今日之三育中学发展的辽东学院是全省唯一一所具备沿江、沿海、沿边区位特点的省属普通本科院校，是辽宁省首批转型发展试点院校、辽宁省创业教育示范学校、中国应用技术大学联盟院校、国家大学生KAB创业教育基地、第三批合作院校、教育部校企合作创新发展联盟院校。

包乐深的妻子是包珍珠（Margrethe Aagaard Poulseh），她是三育中学的音乐老师，同时，在家开了一个小诊所。 1945年当地伤寒流行，包珍珠每天给病人看病、送药，在治疗一个发病的男孩时，她被传染了。病重时，她还说起劈柴沟的奶牛可能有结核病，担心孩子们会不会被传染了。几天后，包珍珠不幸去世，归依主怀，并永久的将自己留在了中国这块土地上，其墓地现在丹东。

民国十六年（1927年）包乐深辞去校长职务，专门从事神学教育，创办丹东劈柴沟神道学校；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创建神学院校舍、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正式成立辽宁省安东（今丹东市）基督教信义神学院并担任院长，同时教授新约圣经课。1946年8月包乐深回丹麦。包乐深去世后，他的家人与中国的友谊在继续延续，其在中国诞生和生活十多年的女儿包爱光女士多次从丹麦回到丹东。

八、聂乐信

聂乐信是在辽宁比较闻名的基督教传教士，笔者曾在2022年以《一位女传教士与辽宁名果杏梅的故事》报道过她的事迹。聂乐信（Nielsen, Ellen，1871-1960）又名聂玉铭，译名艾伦·聂乐希思，网络上很多资料介绍她是丹麦人。但是在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编的《辽宁省志·宗教志》上，告诉我们她“是西班牙裔中国人”。（见辽宁省志·宗教志第183页）我想：网络上说她是丹麦人，是因为她的祖籍是丹麦。实际上聂乐信生于西班牙巴依尼卡，后全家又迁回丹麦。她毕业于丹麦护士专科学校，1897年，28岁的聂乐信被丹麦信义会作为第一批女传道士派往中国，并从此在丹东孤山镇扎根，做了大量的传教和公益慈善事业的缘故。而《辽宁省志·宗教志》则介绍她“在西班牙曾经受过护士学校教育，并从事过护士工作”。我们不去考证、争论聂乐信到底是哪里人、哪里毕业的，但她是在辽宁有影响力的一位值得尊敬的基督教前辈。从国籍和严格意义上讲，聂乐信还真的不是“外籍”基督教传道人，而是中国人。

这是因为1929年，聂乐信决定放弃丹麦国籍，1931年正式拿到中国公民身份，户籍登记名字“聂乐信”。这个名字大概与丹麦信义会的座右铭是主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5章36节的圣训有关：Don't be afraid, just believe（不要怕，只要信）。聂乐信出身贫困，对穷苦人寄予了较为深厚的同情。在辽宁丹东做了大量的福传、宣教、慈善事工。比如，她从丹麦募集资金购买土地，将她创建的几所机构合并扩建为“崇正女校”，海外推广名称“聂乐信家庭村”（Nielsen's Family Village），安置来自中国东北和朝鲜各地几百名贫困家庭的孩子。民国元年（1921年）她创立崇正贫民救济所，组织男子从事耕种、木匠、瓦匠、养猪、养牛、打鱼等劳作；设立丝织部、女子公益部，传授手工刺绣、制作花边、门帘、台布等生活用品，成立家务组，从事缝纫、洗衣、做饭、养蚕、推磨、看护小孩等工作，她按工付酬并对一些残疾人给予供养，促进了当时当地的许多人就业，并且接受基督教信仰。

聂乐信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为基督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聂乐信是丹麦路德会在近代中国东北开展传教活动的早期传教士之一，在传播宗教的过程中，她行医诊疗、开办学校、扶助孤幼，在把基督教传入东北的同时，也把西方的一些科学文化知识传入当地。“崇正女校”就是由聂乐信一手创办。女校有幼儿园、初小到初中的班级和师范班。聂乐信的奉献精神非常可贵：她把丹麦信义会发给她的每年1400元大洋的生活费全部交给学校作为运营费用。聂乐信曾为崇正女校编写过《圣歌选编》，收录欧美各国赞美《圣经》的诗歌200多首，谱曲后供信徒和女学生演唱。她还根据马丁.路德的《基督教五要问签》为蓝本，编著了《基督教五要选读》、《基督教五要便览》，1920-1925年出版了《圣经易记》两册等，成为在近代中国东北开展传教活动的早期著名的、全面发展的传教士之一。

聂乐信是支持基督教中国化的。民国十六年（1927年）基督教信义会哈尔滨教会信徒吴柏祥声明办中国人自办的教会，脱离丹麦差会（因为当时在东北的大多数教会，都属于丹麦差会），成立中华基督教会。聂乐信虽未公开发表言论支持，却赞成崇正女校校长姜宝珍（曾留学丹麦、英国，是当时著名的幼儿教育家），与吴伯祥结婚。在客观上使中国基督教早期自立运动增加了很大的力量。民国十八年（1929年）聂乐信加入中国国籍，丹东孤山绅士曾赠送聂乐信一块金字横匾，上书：“名扬中外”，祝贺她成为中国人。聂乐信常面向妇女行医，日就诊患者有时高达百人。“二战”结束后丹麦信义会遣华传道士大多相约回国。认死理的聂乐信就是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我不离中国。”1947年丹东实行土地改革，聂乐信的成分被划为地主，财产被分给穷人，留下来帮助她的两位丹麦女传道士卜思温和陈乐实被拘禁，不久释放后也匆匆回国，聂乐信从此孑然一身。1949年新政府落实宗教政策，归还聂乐信一座教堂、一个果园、一个池塘和四头奶牛。“她热爱中国之心不改，人民政府安排了她晚年的生活。”（详见《辽宁省志·宗教志》第184页。）

1960年2月，她走路失足，跌伤臂骨，加之年迈体衰，从此卧床不起，同年7月逝世，享年89岁。聂乐信逝世后被安葬于风景秀丽的大孤山下。聂乐信终生未婚，献身中国。信徒们感其功德显著，作歌缅怀：“其功与山岳并存兮，其质与金银同贵；千秋万代留芳名兮，虽死犹生。”

各位亲爱的读者，当我在收集、整理、编纂这八位传教士在辽宁传教事迹的时候，内心受到一次次的震撼，有的时候真的是热泪盈眶，深感自己内心的愧疚。看看我们今天的信仰环境，再看看当时他们当时的环境，我们真的感恩、知足，也感到自己肩负的使命，无论是普通的信徒还是传道人，都应该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经上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上述早期在辽宁基督教史具有影响力的八位外籍传教士就是践行主所教导的先驱。其实，在基督教传播的历史上，有无数的中外传教士无私的为主奉献，为福音献身。他们值得今天的我们来记念、来学习。让我们再次重新回顾一下这八位在辽宁基督教史上有突出贡献的宣教士，他们是：罗约翰、司督阁、倪裴德、于承恩、柏卫、宁乃胜、包乐深、聂乐信。

“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记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诗篇103篇17至18节）阿们！

（本文作者为福音时报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