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种集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艺术观为一体的、内化为族群意识形态的精神性法则。[1]虽然这是一个庞大的综合性价值体系，却也存在着一个从世界观到道德伦理及艺术行为的逐步演变的过程。[2]以中华文化为例，无论儒释道，都有其内在发展演变的轨迹。其起点往往是“神话故事”“图腾崇拜”及“巫术”，而末端则是“伦理道德”及“艺术行为”。也就是说，欲了解某种文化的关键乃在了解其宗教信仰。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文化其实乃是人对启示的回应而已。由于上帝的启示可以分为“普遍启示”与“特殊启示”，相应地，人类文化也可以分为“对普遍启示的回应而衍生的文化”及“对特殊启示的回应而衍生的文化”，后者即希伯来文化，而前者则是除此之外的族群文化，中华的传统文化即属于此类。
中华的传统文化始于中华古人对大自然的观察与体悟，信仰人格化的天神乃赏善罚恶之主宰，[3]鉴于实用主义的旨趣，人格化的天逐渐成了非人格化的义理之天。[4]如果以基督教神学的术语来描述，我们也可以将其说成是“超越的主宰”如今成了“内在于人性的主宰”。这在儒家表现为“内圣外王”，而道家则为“自然主义”。道家承继图腾崇拜认为天地万物都有灵性，儒家则承继上帝崇拜，却将此限制于帝王一身，以致帝王成了“天子”——上帝的唯一代言人！齐宏伟认为自从上帝成了“哑巴天”，一切就都由人说了算！[5]自从我们的祖宗将人格化的上帝从天上拉到地上，以致使上帝的超越性消失殆尽以来，神人间的张力就遭到了彻底的损毁。人们再也无法看清楚上帝的真容，所看到的只是自己的影子而已。
然而，倘若上帝并非人手所造，岂能轻易被人打倒？除非他根本就不是圣经中所启示的耶和华。近来，有若干学者主张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上帝与圣经所启示的耶和华上帝是同一位上帝，只是表述不同而已。[6]从情感而言，我们很愿意认同此种观点，但从启示文化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可能的。笔者并非只是臆测这个结论，而是认为自我启示的上帝绝不可能被人打倒。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来看，自我启示的上帝既是又真又活的、具有真实位格的上帝，就必然是拥有绝对主权、掌管历史的上帝。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上帝不管是人格化的上帝，亦或非人格的上帝都只是人对上帝在浩瀚宇宙中的普遍启示所作的观测揣摩，是人将对完美人格的道德理想无限扩大、投射为上帝而已。但希伯来文化中的上帝是拥有绝对主权的上帝，他的根本属性乃是他的圣洁——他是与万物迥然不同的那一位！纵观希伯来人的历史，这位耶和华上帝不仅是赏善罚恶的上帝，更是以善胜恶、终结人类相互残害的恶性循环、超越因果报应并引进救赎盼望的荣耀上帝。天怎样高过地，照样，耶和华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耶和华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他的踪迹不是人凭着既有的经验预测得到的，他的作为更不是人凭着自己的喜好能够掌控得住的。在中华文化早期的作品，诸如《诗经》中的确有文记述上帝是垂听祈祷、赏善罚恶的人格上帝。但这只是描述性的，此外并无深入地讨论上帝的属性及其作为，尤其没有彰显他的不能受制于人的绝对自由与绝对主权，故此，我们并不能仅凭只言片语便得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上帝便就是圣经所启示的耶和华上帝。
果真如此，我们就不该将中华传统文化与希伯来文化放在同一个平面上加以考虑。笔者并非贬低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而仅以为其与希伯来文化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具体来说，笔者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旨趣乃在这个现实的世界，所关注的是现世的人文，从根本上来说，则是一种人本主义。而希伯来文化却是神本主义，不仅关注现世人文，更关注纵向的神人关系及横向的终末观。注意这种区分乃是基督教与中华文化得以有效会通的前提条件。如果将中华文化的上帝勉强说成就是圣经中的上帝，那么一方面此种会通的努力就显得有点多此一举，另一方面也不见得能更清楚地向我们的同胞呈现基督教信仰。
可惜，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基督教本色化思考就是沿着此种思路进行的，其中最有代表的当推谢扶雅莫属了。为了使基督教能清除西洋的色彩，而赋以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谢氏主张“直探基督”。而这个“直探基督”并非只是绕过西方传统的神学教义，更是包括了“重构圣经”。谢氏认为耶和华上帝既是普世的上帝，那么他不可能只把启示赐给希伯来这个民族。他认为在基督成身之前的旧约时期，每个民族在上帝面前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因此每个民族所得到的启示也都有着同等的价值。既是如此，圣经便应当包含本民族的经典著述。
谢扶雅的观点显然只是出于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普世主义及爱国主义情怀，而不是由于严谨的神学思考。事实上，谢氏的看法大大误解了上帝的作为——即他的拣选。“拣选”是新旧约圣经中十分普遍的主题，而“拣选”则意味着不是所有人都被选中，以承受上帝的特殊召命。在旧约时期，上帝只拣选以色列民，到了新约，藉着基督的受难与复活，救恩才临到普世万民。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华的传统文化只是中华古人对普遍启示的回应，而旧约圣经却已是特殊启示的保存，就更不会将两者放在同一个范畴中了。
[1] 虽然人们对于“文化”的定义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文化”是一种包罗万象的东西，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二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页7。
[2] 齐宏伟，《启示与更新》（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页19。
[3]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页101。
[4] 这跟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有很大关系，见同上，页102。
[5] 齐宏伟，《启示与更新》，页84。
[6] 何世明认为既然外国人的上帝与中国人的上帝是同一位上帝，那么基督教圣经与中国古代典籍所载的上帝必然也是同一位上帝了，见何世明，《中华基督教融贯神学刍议》（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页20。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浙江一名传道人，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