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教会的日常管理中，一些信徒“一哭二闹三上吊”式的闹事行为尤其棘手，不仅严重扰乱聚会秩序，更可能引发教会分裂。尽管教会渴望妥善处置，但受多重因素制约，往往陷入“想管不敢管、想解决解决不了”的被动局面，其困难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息事宁人却让事态扩大
面对闹事者，多数农村教会首先选择息事宁人，不伸张，而闹事者总想把事情扩大。闹事者出现哭闹、威胁等行为时，教会不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总是想着用爱感化，通常是安排几位同工上前劝阻，若对方情绪激动，趁机装疯卖傻，装晕装死时，根本没有人敢惹祸上身。更关键的是，农村教会同工大多是普通信徒，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冲突调解，没有法律意识，面对“以死相逼”的极端场面，往往手足无措，只能本能地选择妥协，助长了闹事者的士气，造成事态扩大，让事情更难处理。
二、敢怒不敢言的维权盲区
法律意识淡薄是农村教会处理闹事问题时的显著短板，导致其既无法有效约束闹事者，也难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不少农村信徒文化素质偏低，对法律规定缺乏基本了解。闹事者往往误以为“在教会闹事没人管”“报警就是没爱心，有恃无恐”，有些闹事者晓得牧者、领导心理，“一闹就能满足要求”，于是就想把事情闹大，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可能触犯法律，如哭闹时砸坏教会财物涉嫌“故意损坏他人财物”，以自杀威胁恐吓他人可能构成“寻衅滋事”。信徒也多抱着“不愿得罪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不愿出面做证，进一步纵容了闹事行为。
另外，部分同工还存在“信耶稣不能打官司”的误区，认为依靠法律解决问题“不符合信仰精神”“是靠人，不靠神的行为”，主动放弃了合法维权途径。即便有人想报警，也常因担心“影响教会名声”“得罪邻里”而犹豫不决。更有甚者，因不了解《宗教事务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在处理过程中要么过度退让，要么采取不当方式激化矛盾，反而陷入更被动的境地。
三、熟人社会的关系枷锁
农村社会的“熟人属性”为教会处理闹事问题套上了层层枷锁，使其难以做到公平公正、果断处置。
农村是典型的“熟人社会”，闹事者往往与教会中的部分信徒存在亲属、邻里、姻亲或家族关联。这种复杂的人情关系，让教会在处理时顾虑重重：若严格处置，可能会得罪相关信徒，甚至引发其家族成员的不满；若放宽标准，又会引起其他信徒的质疑，破坏教会内部的公平性。例如，当闹事者来自村里的大家族时，教会不仅要面对当事人的极端行为，还要承受其家族成员的隐性压力，处置难度大幅增加。
同时，教会与外部的沟通协调也受人情影响。部分农村教会与当地村委会、政府部门的沟通不畅通，遇到问题时难以迅速获得支持。有些信徒的亲友是当地领导，打了招呼，相关部门在处理涉及家族、邻里关系的纠纷时，也可能因“熟人面子”难以果断介入，导致问题拖延不决。
四、复杂动机难以辨别处理
农村教会中闹事者的动机多种多样：既有对教会决策（如负责人、管理组选举、财物使用）不满的“利益诉求型”，也有因家庭矛盾、生活困境而到教会发泄情绪的“情绪转移型”，还有受外界流言影响、故意挑拨离间的“恶意煽动型”，甚至可能因心理问题导致行为异常的特殊情况。具体原因，难以确定，无法“对症下药”，往往陷入“表面安抚却解决不了根本”的循环。
农村教会通常把问题简单化，看不清人性、人情。这种分不清问题根源的情况，导致应对措施缺乏针对性：对情绪问题者讲“规矩”，对利益诉求者谈“爱心”，最终往往是问题没解决，反而让闹事者觉得“教会不理解自己”，进一步升级冲突。
五、信仰与现实之间的张力
教会特有的信仰使命与现实秩序维护之间的张力，使其在处理问题时面临“困境”。教会应该接纳与关怀，这让许多同工在面对闹事者时，容易陷入“爱心与秩序”的纠结。当有人提出“报警处理”时，常会遭到反对：“教会是充满爱心的地方，应该耐心帮助他，而不是用强硬手段”。这种对“爱心”的片面理解，使得教会在执行纪律时畏首畏尾，担心严格处置会被指责“没有爱心”“背离信仰”，进而引发内部争议。
更有甚者，部分闹事者刻意利用教会的“爱心软肋”，以此拿捏教会，将“爱和饶恕”作为要挟工具。比如以“教会不满足要求就是不爱人”为由持续闹事，让教会陷入“妥协则失原则，坚持则失口碑”的两难境地。这种信仰层面的道德绑架，比单纯的行为闹事更难应对，往往让教会管理者左右为难。
综上，农村教会应对“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困境，本质上是缺乏法律意识、外部环境复杂与信仰认知偏差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困境相互交织，使得简单的“哄劝”与“妥协”成为无奈之选，也凸显了教会提升管理能力、增强法律意识、平衡真理、爱与秩序的迫切性。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江苏一名牧师。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