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思考：我们的神学院是否培养出了具有高度洞察力和实践能力、懂得如何牧养和服侍会众的人？此外，我们也需要反思，“智力、才能、生命、装备水平”与“神学学历”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
在精英教育时代，高学历往往与智商、能力和家世挂钩。然而，如今学历普遍注水、贬值，拥有神学博士学位并不等同于具备了造就会众属灵生命、引领属灵方向、解决实际生命问题，甚至是讲道的能力。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查德·费曼（曾参与研发第一颗原子弹）说过：“千万别把教育混同于心智，你可以拥有博士学位，但仍然是个蠢货。”他认为博士教育存在缺陷：“许多博士一旦离开自己狭窄的专业领域，其眼界和见识并不比普通人高明。拥有博士学位并不意味着什么都懂、什么都会。”
今天教会面临的问题显而易见：也许并不存在“反智”倾向，但我们确实存在“将智识偶像化”的危机。一些教会投入数十万甚至上百万资金，花费数年甚至十几年心血培养的神学精英、神学博士，回到教会后未必能胜任牧养工作。有些会众发现，部分神学博士虽满腹经纶，却缺乏实际服侍的能力，安慰辅导弟兄姊妹的技巧，以及成熟的属灵生命（当然，这并非指所有神学博士）。
有些神学博士在攻读学位期间，可能自视为教会精英，但回到实际服侍中才意识到“自己不足，还需多加操练”。另一些教会则面临这样的困境：有些信徒信誓旦旦地承诺，只要教会全额资助其海外神学深造，学成后必定回来服侍；然而取得学位后，一些人却违背诺言——实际上只是将神学院深造当作移民的跳板。
此外，教会固然需要装备整全的信仰知识和神学体系，但我们也要警惕陷入知识崇拜的漩涡，特别是对那些无用知识的追捧。举个例子：古代有些神学家学识渊博，精通多种语言，却热衷于讨论一些与建造教会、培养信徒生命无关的所谓“神学问题”，比如“一支笔尖上能站几位天使？”
越是崇拜神学知识或神学学位，就越可能将信仰僵化，失去对神本身的热爱。我们可能拥有高等学位，却丧失了“在神里面谦卑学习、探索祂话语的动力”，失去了敬虔的心和谦卑领受神话语光照的态度，也失去了与弟兄姊妹正常交往的能力（比如讥笑他们提出的“肤浅”问题），甚至丧失了基本的人情世故——有些刚进入教会服侍的神学博士，甚至会说出现代版的“何不食肉糜？”
那么，这些高学历背后究竟缺失了什么？ 我们或许手握高等神学学位，思想却依然狭隘，视野依旧局限。面对需要融会贯通的神学视野、需要生命沉淀的信仰思考、需要属灵洞察力的教会方向把握，我们常常显得力不从心。不单世俗教育如此，神学教育也面临同样的危机——我们精心培养的，是不是一批只会撰写论文、却不懂牧养灵魂的“神学技术员”？
在美国知识界，有人揶揄PhD（“Doctor of Philosophy”，博士学位）为“永久性脑损伤”——既取缩写谐音，也暗讽其可能带来的思维僵化。这不禁令人反思：当一位神学博士在学术领域侃侃而谈，却在面对信徒真实的生命需要、在需要俯身服侍的日常场景中无所适从时，那纸耀眼的文凭，是否反而成了他属灵感知上的“永久性损伤”？
今年，顶尖人工智能机构OpenAI发布了ChatGPT-5，号称具有博士级别的智力。但许多业内人士认为这种说法是在糊弄大众。专栏作家梅根·麦卡德评论道：“感谢上帝，它开始退步了。”因为博士往往容易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使用一堆令人费解的学术黑话掩盖内容的空洞，丧失常识，在常识问题上钻牛角尖，变得迂腐、教条。人工智能会不会也变成这样呢？
同样地，如果神学博士只懂得神学教义、某些抄本问题、原文文法或某些学者的观点，是无法牧养好教会的；相反，他们只会感到深深的无力与挫败。我的意思是，我们需要培养牧养实践的能力。就像教会聚餐后，若我们放下碗筷高谈神学学术，却不懂得去洗碗、拖地、整理餐桌，真的会让弟兄姊妹大失所望——原来我们的神学博士只会空谈，不懂服侍。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教授指出，当前的教育体系与“创新、创造思维”背道而驰，反而培养出一批“死记硬背、单纯记忆和服从型的人”，如同“拉磨的骡子和驴”，而非“千里马”。同样，神学院也面临类似问题：神学生可能失去对敬虔的追求、祈求神话语光照的谦卑之心，也失去探索神话语未知之处的好奇与渴慕，失去生命力，更失去“信仰反思、深度思考、质疑所谓学术权威”的能力，以及爱弟兄姊妹、爱教会的热心，和弯下腰来服侍弟兄姊妹的心。
若教会将学位和知识偶像化，把应聘者的学历、学识作为“是否拥有真信仰或能否成为教牧领袖”的唯一标准，而不考量对方是否活出基督的生命、是否有敬虔的心和爱弟兄姊妹的心，这将会给教会的属灵健康带来极大的危害。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山东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