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候亲爱的读者平安。今天是我们这个题目的最后一篇，我们继续共同来了解。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美国、中国、澳大利亚等同盟国为一方，与日本帝国为另一方，在太平洋、东南亚、亚洲东部和北部地区进行的一场大规模军事冲突），日本与英美正式进入战争状态，沈阳神学院作为基督教教育机构，受到了日伪政权的特别关注。方德利作为院长，因拒绝与日伪政权合作，坚持基督教信仰和教育独立，被日伪政权视为“危险人物”。1941年12月，方德利被日伪政权逮捕，并被关押了三个月。在此期间，他始终坚守基督教信仰，拒绝接受日伪政权的压迫和控制。
方德利牧师的被捕和关押，反映了当时日伪政权对基督教教育和信仰活动的严格限制。尽管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势，方德利和其他基督教徒仍然坚持信仰，展现了基督教徒在压迫下的不屈精神。
（3）信徒的抵抗与地下教会：部分基督徒转入地下活动。据《东北抗日联军档案》记载，吉林、通化等地教会秘密印刷圣经，并协助抗日联军传递情报。天主教沈阳教区法籍主教卫忠藩（Auguste Ernest Gaspais）因庇护抵抗者，于1944年被日本宪兵队拘禁。
辽宁基督教会“文字抗争”事件。1941年，沈阳英美系基督教会印刷的《福音周报》中夹带“不承认满洲国”的传单，被日伪特务查获。日军逮捕了教会负责人及12名信徒，查封教堂，并以“思想犯”罪名判处多人监禁。此事引发国际舆论关注，迫使日伪暂缓对教会的公开镇压。
（4）我们这里展开一点介绍黑龙江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YMCA）在抗日战争期间组建地下抗日网络的活动情况。
基督教青年会哈尔滨分会以“查经班”为掩护，成立地下抗日小组，成员包括学生，是以哈尔滨工业大学、法政大学学生为主，负责情报搜集与传单制作；商人，如药材商王德明（化名）、布匹商李振声，利用商业网络传递物资；医生，如圣玛丽医院外科医生张文焕，秘密救治抗联伤员；牧师与外籍人士，如加拿大籍牧师约翰·弗格森（John Ferguson），通过外交邮袋向关内传递信息。他们通过教会渠道向关内传递日军布防图，并协助抗联运输药品。
据《东北抗日联军史料汇编》所述，该小组的抗日活动主要有：
a.通过两条渠道向关内输送日军布防图。教会渠道：以“宗教交流”名义，将缩微胶卷藏于圣经封皮内，经沈阳、天津中转至北平；国际网络：借助青年会的国际背景，由丹麦、瑞士籍传教士携带情报至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
b.药品运输：通过伪满“禁运药品”监管漏洞，以教会“医疗慈善”名义采购磺胺、奎宁等，经中东铁路秘密运往抗联密营（如方正县大罗勒密山区）。
c.资金筹措：以“赈灾募捐”名义募集资金，购买电台零件与军需品（据伪满警务档案记载，1939年查获青年会向抗联输送的物资中包括15部德制短波电台）。
1942年末，伪满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通过线人渗透，发现青年会英文夜校中流传反满抗日刊物。1943年1月，日伪当局实施“大检举”，逮捕青年会骨干成员30余人，包括：张伯苓（化名，哈工大学生领袖，负责情报编码）；玛丽亚·伊万诺娃（俄裔护士，药品运输线联络人）；赵世荣（商会理事，资金中转负责人）。
据《伪满洲国司法档案》记载，1943年3月，哈尔滨高等法院以“违反治安维持法”判处26人死刑，其余人员判处10年以上徒刑；“主犯”于1943年4月15日在哈尔滨太平桥刑场被枪决，尸体被伪警禁止收殓（见《盛京时报》1943年4月17日报道）。
此事件反映了基督教宗教团体在沦陷区抗日斗争中的独特作用，其跨国网络与市民阶层的参与，构成东北民众抵抗史的重要一页和重要一环。
此次事件引发英美教会抗议，迫使伪满当局短暂缓和宗教管控；1985年，哈尔滨市政府在青年会旧址（今道里区兆麟街）设立纪念牌，确认其为“抗日爱国团体”。
对于此次日寇残害抗日基督教信徒的历史资料如下：《哈尔滨市志·宗教卷》（1998年，哈尔滨出版社）；《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2005年，人民出版社）；伪满哈尔滨警察厅档案（吉林省档案馆藏，档号：J061-01-0327）；张立勋口述整理：《祖父的抗战：一位哈尔滨医生的隐秘岁月》（《黑龙江文史资料》2009年第4期）
（5）东北基督教秘密传播抗日思想的见证
辽宁地区的英美系基督教会通过分发小册子、布道时插入隐晦的抗日口号（如“国耻纪念日”“我是中国人”）等方式，暗中激发教徒的民族意识。部分传教士甚至将圣经中的“出埃及记”隐喻为对殖民统治的抵抗。
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为抗日提供庇护与情报支持的见证。
值得一提的是吉林省延边地区的天主教的抗日活动。延边毗邻朝鲜、苏联，是东北抗联（尤其是第二军）与朝鲜独立军的活动走廊，教会凭借跨境网络成为地下抵抗运动的天然节点。
日伪当局对延边实施“特别治安肃正”，但教会因享有治外法权（部分外籍神职人员受德国领事保护），得以相对独立运作。
延边的天主教以德国圣言会（Societas Verbi Divini, SVD）为主导，1897年传入。至伪满时期，延吉教区（覆盖延吉、龙井、图们等地）由德国籍主教伯多禄·费恩（Peter Joseph Feißen）管辖，下辖20余座教堂，信徒以朝鲜族、汉族为主。
虽属天主教系统，但延边教会与新教团体（如加拿大长老会、丹麦路德会）因共同面临日伪压迫，在救济难民、传递情报方面有局部合作。
据吉林省龙井市《龙井市志》记载：龙井天主堂（今龙井市安民街）地下室设有夹层，可容纳10—15人短期隐蔽；和龙县天主堂则利用附属孤儿院收容抗联伤员，以“传染病隔离”名义躲避搜查；德国神父为抗日人员伪造“教会杂役”或“教理班学员”身份。1940年，抗联第二军参谋长安奉学（朝鲜族）化名“金执事”，在珲春天主堂潜伏3个月。
1938年，德国天主教圣言会与基督教新教加拿大长老会合作，通过教会马车队将药品从延吉运往长白山抗联密营，药品箱夹层藏有奎宁与外科器械（见伪满《间岛省警务厅特务科报告》）；新教传教士利用电台截获日军调动信息，经加密后由天主教修女以“告解记录”形式传递至抗联联络站。
德国神父弗兰茨·施密特（Franz Schmidt）在1937—1941年间秘密拍摄延吉“集团部落”中朝鲜族民众遭虐杀的照片，并记录日军“三光作战”证言，资料藏于教堂圣器室地窖。
为此，教会通过三条渠道外送：
a.经哈尔滨德国领事馆外交邮袋寄往柏林，再转交国联；
b.由朝鲜族信徒携带至苏联海参崴，交共产国际情报员；
c.利用瑞士伯尔尼天主教救济会渠道，向日内瓦国联人权委员会提交报告。
据此，1938年，国联依据教会提供的照片与统计数据，谴责日军在延边“系统性实施反人类暴行”，但受日本代表阻挠未形成决议（见《国联档案汇编·远东卷》）；德国《科隆日报》1940年刊登施密特神父化名文章《沉默的殉道者：满洲的十字架》，引发欧美教会对日施压。
1941年，伪满洲国颁布《宗教团体法》，强制教会登记并接受特务监控。延边宪兵队设立“宗教课”，重点审查天主教与新教接触。1942年，龙井天主堂司铎约瑟夫·韦伯（Josef Weber）因涉嫌“通敌”被逮捕，教堂藏书室查获抗联联络地图（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公安志》）。因此，教会传道人和信徒均有殉难。
1944年，费恩主教因拒绝向日伪交出教会难民名单，被以“间谍罪”囚禁于长春监狱，1945年3月因酷刑致死。
1943年，和龙县30余名朝鲜族天主教徒因协助抗联运输粮食，被日军以“通匪”罪名集体枪决于海兰江畔。
2005年，龙井天主堂被列为“吉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4年，中德合拍纪录片《延边的十字架》还原这段历史。我们应该向上述的那些中外基督教，包括天主教的抗日人士致敬！
我们再来看看东北其它地区基督教爱国人士的反抗活动。
1936年，辽宁某基督教医院秘密救治受伤的东北抗日联军成员，并通过教会渠道传递日军动向情报；沈阳的教会曾通过国际渠道向西方媒体揭露日军暴行，部分传教士甚至参与营救抗日军官，如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被藏匿于教会建筑内；1943年，参与国联证据提交的奉会成员多数被捕，刘仲宜等人在狱中遭受电刑、灌辣椒水等酷刑，仍坚持宣称“为真理作证”。部分成员在抗战胜利前被处决。（参阅：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档案、伪满宗教管制文件、国联调查记录）
这里，我们再来回顾东北基督教新教联合其他宗教团体抗争日寇控制和迫害的一些活动。
a.基督教新教与普济佛教会、在理教等组织结成抗日联盟。例如，普济佛教会曾联络基督教青年会成员，共同在黑龙江哈尔滨等地发起反日游行，并利用宗教集会掩护抗日宣传。
b.抵制奴化教育。许多基督教教会学校拒绝完全采用日伪教材，部分教师私下教授中国历史与文化。1938年，沈阳一所基督教中学因组织学生秘密传唱《义勇军进行曲》遭日军查封，多名师生被捕。
（6）这里我们要提到在辽宁的沈阳“奉会”在抗日时期的特殊性和作用。
奉会，即中国基督教奉天青年会。在这里，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活动、爱国人士在活动。“九·一八”日本侵略沈阳后，奉会不仅始终提倡用补习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来抢救青年，更是发起了“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领导这些工作的，是阎宝航、车向忱（曾任嫩江人民政府副主席、辽宁省副省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郝克荣、朱延生、苏子元等中国干事们。谁能想象得到当年在基督教的奉会这里、在沈阳的闹市中心有这样的情形：这里既有基督教的牧师传道人，又有中共地下党第一任的书记和领袖们；既有基督教在这里宣传宗教信仰，又有共产党员在这里宣传马列主义；这里既有基督教的信仰聚会活动，又有爱国人士和共产党人的为民族解放活动；既有基督教的著名传教士，又有中共的“红色间谍”；既有东北军爱国将领，又有中共沈阳第一任书记……
“与党同行、抗日救亡”，这是中国基督教网站对于奉会的评价。
八、总结与反思
总结
我们在透过上述六篇系列历史史料、四万七千多字深入剖析之后，对日本侵略者在伪满洲国时期对基督教实施的统制、打压和迫害行为有了较为全面而深刻的了解。伪满洲国时期（1932年—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傀儡政权对东北的基督教进行了多方面的控制和迫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宗教政策控制：伪满洲国政府通过颁布《宗教团体法》等法规，严格限制宗教活动，要求所有宗教团体必须向政府登记，接受监管。基督教团体被迫服从伪政府的指令，活动受到极大限制。
2.没收教会财产：许多东北基督教会的财产被伪满洲国政府没收，教堂被关闭或改作他用，教会学校、医院等机构也被迫停办或转为政府控制。
3.外籍传教士被驱逐：许多外国传教士被驱逐出境，尤其是来自欧美国家的传教士，他们的活动被视为对伪满洲国政权的不利影响。
4.限制教会正常活动：基督教徒的聚会和礼拜受到严格限制，许多教堂被迫关闭，信徒只能在私下进行聚会活动，面临被捕和迫害的风险。
5.思想控制与迫害：伪满洲国政府通过宣传和教育，试图消除基督教的影响，强制推行“日满一体”的思想，基督教徒因信仰而受到歧视和迫害。
6. 强迫信徒放弃基督教信仰：部分基督教徒被迫改信其他宗教或放弃信仰，否则将面临严厉惩罚。日本试图将基督教思想与日本的殖民政策相结合，通过宣传“日满亲善”等理念来削弱基督教的独立性。例如，基督教仪式中被要求加入遥拜伪满“皇帝”、唱伪满“国歌”等内容。
7.抓捕教会负责人和信徒：包括神学院的外籍院长他们都敢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更不要说其他的传道人和信徒了。
8.夺取教会的自主权。在伪满洲国时期，日本在东北地区扶持和利用了一些所谓的“牧师”，这些人并非真正的基督徒和传教士，而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工具，他们通过宗教活动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服务，必然臭名昭著的日疋信亮、山下永幸、石川四郎、吉持久雄等人。
9.伪满洲国对于宗教的控制和迫害不仅是在基督教，也包括基督教的其他宗派，如天主教、东正教和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甚至在吉林四平还设置了集中营关押东北的宗教人士，这是日寇在东北的全方位的宗教迫害。
......
这些暴行严重压制了基督教在东北的发展，许多信徒和教会领袖因此遭受苦难。伪满洲国时期的宗教迫害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统治的一部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反思
我身为东北人，虽然没有在伪满洲国时期生活过，但是我听父辈们曾经露过他们的罪行，我也是东北军的后裔，我的伯父就在鬼子的枪口下牺牲。加之我在读大学就是历史专业，也曾经是东北军史研究会的成员，看过许多有关的书籍。我所写的这些文章并非仅仅是简单的史料堆砌，而是对那段黑暗历史的系统总结与梳理，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清晰且令人警醒的脉络。对此，我们有以下几点深刻的反思：
首先，“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要以史为鉴，从这段屈辱的历史中汲取教训，时刻铭记先辈们的奋斗与牺牲，不忘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为三位一体真神上帝的福音、为振兴中华而努力拼搏。同时，我们更要保持高度警惕，防范国外某些别有用心的势力，尤其是那些打着宗教信仰幌子的异端和邪教对我们信仰的渗透与破坏，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谨守我们的基督教信仰，爱国爱教、荣神益人，守护我们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稳定。
其次，这些文章所揭示的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对基督教的迫害行径，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全面侵略的又一铁证。它充分说明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是全方位的，不仅在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对中国进行野蛮侵略，甚至在文化、宗教等精神领域也试图进行控制与同化，妄图摧毁中国人民的精神信仰，从而达到其长久奴役中国人民的罪恶目的。这再次警示我们，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是残酷的、野蛮的，我们必须时刻铭记这段历史，坚决抵制任何美化侵略历史、否认战争罪行的错误言行，维护历史的真相与正义。
再次，我们要大力发扬中国基督教前辈们在那段艰难岁月中反抗侵略的优良传统。他们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迫害，毫不畏惧，坚守信仰，展现出坚定的爱国情怀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在当今基督教中国化的进程中，我们更要继承和弘扬这种爱国爱教的精神，将爱党、爱国与爱教紧密结合起来，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做到坚固我们的心，恒守所信的道，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国家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让基督教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更好地扎根、生长，绽放出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的光彩。
最后，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要持守基督教信仰的真理，对我们的信仰保持清醒的、充分的认识。在当今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各种错误思潮和虚假信息层出不穷，包括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和言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基督教的旗号，传播异端邪说，企图迷惑信徒，扰乱宗教秩序。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坚守正道，不被这些打着基督教旗号的“撒但”所迷惑，坚定信仰，遵循圣经的教导，以正确的信仰观念和行为准则来引导自己的生活，做到在信仰上坚定不移，在思想上纯洁正派，在行为上光明磊落，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基督徒，为传播福音、弘扬基督精神而努力奋斗。
总之，这段历史是我们中国基督教，特别是东北基督教界心中永远的痛，也是一面镜子，时刻提醒着我们不忘历史、不忘那段艰难和羞辱的岁月，珍惜上帝赐给我们现在的美好时光，为信仰、为福传，同心合意、砥砺前行。让我们携手共进，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扎实的行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让基督教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健康、和谐地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基督教的智慧和力量，愿神佑中华，“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
【后记】这是笔者查阅资料最多、所写字数最多、耗时最长的系列关于伪满洲国时期东北基督教历史的文章，文章结束的时候才发现居然写了四万七千多字。感谢圣灵的带领！文中引用了大量的书籍、著作和史料，在此不做一一的详解，也是因为有的史料只是在大连图书馆内部借阅之后即归还。对于您的理解谨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字数多，加之我的视力不好，只靠一只眼睛在查阅资料、敲击键盘，其中也难免有不完全和错字、漏字的地方，还请敬爱的读者能够谅解，作为一位古稀之人，写作不容易、写历史更不容易。让我们以史为鉴、共勉同行。
（本文作者为福音时报特约撰稿人，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