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打来电话时，阿信正在公司加班。窗外是城市永不熄灭的灯火，电脑屏幕上的excel表格无限延伸，像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阿信啊，下礼拜六，咱村正式拆。”母亲的声音透过电磁波传来，带着一种阿信从未听过的颤抖，“高铁站要建，整个坑南村都在范围里。教堂，首先拆。”
阿信的手指停在键盘上，屏幕上的数字突然变得模糊不清。“教堂首先拆？”
“嗯。下周六。教堂堂委开了会，希望弟兄们都能回来帮忙搬家。”母亲顿了顿嗓子，又说：“教会里的七十张长椅子，分给七十户信徒，各家搬一张回家。咱们家也分到一张。”
阿信突然觉得喉咙发紧。记忆中的那个教堂，青砖墙已经斑驳，彩色玻璃碎过又被粗糙地修补，木门每次推开都会发出独特的吱呀声——突然要消失了。
“妈，我...”
“你能回来吗？最后一次祷告会在礼拜五早上。”母亲的声音很轻，却重重砸在阿信心上。
挂了电话，阿信望向窗外。这座省会城市有多间教堂——宏伟的哥特式，现代的玻璃幕墙式，甚至有一家教堂的十字架会随日出日落变换颜色。但他已经半年没有走进任何一间教堂了。
不，不止半年。自从他高考后离开坑南村，已经有十年没有认真地去过教会，工作、应酬、加班、疲惫，总有无数理由拒绝。偶尔回家一趟，被母亲拉着去那个乡下教堂，他只觉得哪哪都不好：光线昏暗，赞美诗唱得走调，讲道的老牧师说话带着浓重乡音，连祷告都显得土气。
他甚至曾对母亲说，等哪天发财了，要把这老教堂拆了，建个新的、明亮的、像样的。现在，它真的要拆了。不是因为他发财了，而是因为高铁要来了......
礼拜四中午，阿信请了假，坐上回乡的大巴。车窗外的景色从高楼大厦逐渐变为田野农舍，他闭上眼，却看见教堂尖顶上的十字架，在夕阳下投出长长的影子。小时候，那是全村最高的建筑。每个礼拜天早晨七点，钟声会准时响起，深沉悠远，能传到村子的每个角落。他记得自己曾跪在第一排左边的位置，闭着眼睛大声祷告：“主啊，让我考试及格吧！”“主啊，让小芳对我笑一笑吧！”“主啊，让我爸的腿快点好起来吧！”那些祷告有些实现了，有些没有。但当他睁开眼睛，总会看见母亲在他身边，闭着眼，虔诚得像是能和上帝直接对话。
高考前一个月，阿信要在学校全封闭，对母亲说：“妈，我太忙了，你替我祷告吧。”母亲点点头，什么也没说。后来他考上了大学，离开了坑南村。第一年还会偶尔去学校三条街外的教堂，后来，去教堂成了“偶尔有时间且没什么其他事”时才会考虑的选择。工作后，这个选择从“偶尔”变成了“几乎从不”。
大巴颠簸了一下，阿信睁开眼。窗外已是熟悉的乡间小路。下了车，坑坑洼洼的，就像他此刻的心情。礼拜五早上七点钟，坑南村教堂最后一次祷告会。老牧师亲自敲钟，钟声在晨风里飘荡。阿信站在教堂门口，低头看着那块饱经风霜的石头牌匾——“坑南村基督教堂，建于民国叁拾伍年”。哦，那就是1946年，为纪念一位很出名的传道人而建。
“阿信！”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他转过头，看见永恒——小时候和他一起偷偷爬教堂芒果树的小伙伴，如今穿着笔挺的衬衫，肚子微微发福，脸上是城市人特有的疲惫神情。
“你也回来了。”永恒走过来，递给他一支烟，又想起什么似的收回去，“忘了，这是教会，不可以抽烟。”
“好久不见。”阿信说。”“是啊，好久。”永恒望向教堂，“上次来这里，五年前了，回来参加我奶奶安息礼的时候。”
他们沉默地站着，陆续有人到来。盼望——曾经和阿信一起掏钟楼鸟窝的捣蛋鬼，现在眼角有了细纹。约瑟、约翰几兄弟，小时候总是在教堂里打闹，被牧师拎着耳朵训斥，如今都已是中年人模样。
因为教堂要拆了，他们终于聚在一起。阿信跟着母亲走进教堂。七十张木制长椅整齐排列，每张都磨得光滑，边角处露出原木的颜色。朝阳从东侧的彩色玻璃窗照进来，在地面上投下红蓝绿交织的光斑。空气中弥漫着旧木头、旧纸张和淡淡霉味混合的气息——这是阿信童年最熟悉的味道。
教堂里全坐满了，比任何一个圣诞节的人数都多。阿信看见许多熟悉的面孔，那些看着他长大的叔叔阿姨，如今头发花白，腰背佝偻。他们也看着他，眼神复杂——有欣慰，有惋惜，阿信小时候还说长大要做牧师呢。
老牧师走上讲台，他已经八十多岁，走路需要搀扶，但站定后，背挺得笔直。“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不是为了奠基，也不是为了落成。”老牧师的声音依然洪亮，“而是为了告别。为了拆毁。”人群中传来压抑的啜泣声。
“这座教堂建于1946年，”老牧师缓缓说道，“第一批砖是从二十里外的砖窑一块块背回来的。梁木是最初二十四个弟兄用肩膀扛上墙的。第一块基石下，我们埋了一本圣经，和每个信徒写下的祷告词。”阿信看见母亲在擦眼泪。他从未听过这些故事，也从未问过。
“七十五年间，这里举行过三百二十五场婚礼，四百二十场葬礼，为一千二百个慕道友施洗。每个主日，钟声响起，人们从田间地头、从家里、从忙碌中走来，在这里寻找片刻安宁。”
老牧师顿了顿，目光扫过台下每一张脸。“我知道，很多人离开了。去城市，去远方，去追求更亮堂的生活。这座教堂太旧了，太暗了，讲道不够动听，诗班不够专业。它配不上你们了。”阿信感到脸上发烫。这些话，他几乎原封不动地对母亲说过。
“但我想告诉你们，”老牧师的声音突然变得柔和，“教堂从来不是建筑。教堂是‘你们’，因为‘你们就是神的殿。’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这些砖瓦会倒塌，这些木头会腐朽，但神的殿永存——只要还有一个人记得祷告，还有一个人愿意相信。”
人们一个接一个站起来，分享自己和这座教堂的故事。永恒说起那次爬芒果树摔下来，腿骨折了，是教堂的弟兄们凑钱送他去医院。盼望说起父亲去世时，是教会的人轮流陪夜，帮忙料理后事。约瑟说起小时候家里穷，是教会每周接济粮食，他才能读完高中。
轮到阿信时，他站起来，却发现自己发不出声音。“我...”阿信终于开口，声音沙哑，“我曾经以为，等我有了钱，要把这个旧教堂拆了，建个新的。”
大家惊讶地看着他。“我觉得它不够好，它不像我在城市里见过的那些教堂。”阿信继续说，眼泪毫无预兆地流下来，“但我现在明白了，那些教堂再漂亮，没有我的记忆。没有我跪过的地板，没有我爬过的树，没有我偷偷刻过名字的墙壁...”
他哽咽着说不下去。祷告会结束后，母亲拉着阿信走到教堂门外的草坪，“来，我们找找那张椅子。”七十张椅子已经被翻过来，椅背上用粉笔临时写着编号。母亲蹲下身，一张张仔细查看。
“你阿公信耶稣后，改名林以初。”母亲一边找一边说，“意思是‘从此重新开始’。这张椅子是他当年捐的，亲手做的。你看，每个榫卯都是他一点点敲进去的。”
阿信想起外公——一个沉默的木匠，手上总有洗不掉的木头味道。外公去世时阿信只有八岁，只记得外公总是坐在门口做木工，夕阳把外公的影子拉得很长。阿信蹲下身，看见椅背内侧，用刻刀工整地刻着三个字：林以初。刻痕已经很浅，被岁月磨得光滑，但依然清晰。
母亲用手抚摸着那些刻痕，像在触摸父亲的手。“这张椅子，听过多少场道啊。文革时被藏在地窖里，躲过一劫。改革开放后搬回来，继续用。你阿公坐过，我坐过，你也坐过。”
阿信伸手触摸那三个字，突然感到一股电流般的震颤从指尖传遍全身。他仿佛看见外公佝偻着背，在煤油灯下一刀一刀刻下自己的新名字；看见年轻的母亲坐在这张椅子上，怀里抱着还是婴儿的自己；看见童年的自己跪在椅子前，为了一只鸡腿认真地祷告。
“它比我还大十岁呢。”母亲轻声说，“现在，它又要跟咱们回家了。”七十户人家把椅子搬回家，之后这些椅子再跟随主人流向四方。 搬完长椅，大家又回来，将教堂里的物品一件件搬出来——讲台、十字架、圣餐桌、圣经赞美诗集、那个敲了75年的钟......这些将搬到镇上的教堂。
母亲看着空荡荡的教堂内部，突然哭了起来。“散了，都散了。一班老姐妹，以后各奔东西，礼拜天去哪聚会啊？”阿信搂住母亲的肩膀，不知如何安慰。
晚上，阿信坐在老家的院子里，看着那张搬回来的椅子。母亲已经用抹布仔细擦过，木头显露出温润的光泽。父亲在杂物房找出纸皮和透明胶，准备打包这张长椅，方便他们回城的时候可以一起带走。但母亲不想它那么快被包裹，只想让它再好好看看老家的月亮。
“妈，”阿信突然说，“以后，无论在哪里，无论多忙，我都会去教堂。”母亲惊讶地看着他。“我不是突然变得虔诚了。”阿信摸着椅背上的刻痕，“而是怕有一天，等我有空了，发达了，却找不到教堂在哪里了。”礼拜天早晨，阿信起得很早。母亲惊讶地问：“你要去哪？”
“去教堂。”
“可是，教堂已经拆了。”
“我去镇上教堂。”阿信说。
他骑着父亲的旧自行车，在晨雾中穿过田野。路上，他遇见永恒，也骑着车。
“你去哪？”永恒问。
“教堂。你呢？”
永恒笑了：“我也去。虽然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但今天想去。”他们并肩骑行，像小时候一起去教堂那样。阳光穿透晨雾，洒在乡间小路上，金光闪闪。
镇上的教堂有点现代化，没有用他们昨天送来的铜钟，而是用的电子钟。钟声响的时候，阿信闭上眼睛，仿佛又听见了坑南村教堂的钟声，深沉，悠远，从记忆深处传来，从未停止。
礼拜结束后，阿信跪在祷告垫上。他没有为升职加薪祷告，没有为任何具体的事情祷告。他只是跪着，安静地跪着，像回到家的孩子，不需要说什么，只要在那里就好。
回到家中，阿信看向院子角落，那张椅子静静地立在阳光下。七十五年的岁月在木纹中流淌，三代人的信仰在刻痕中延续。教堂会倒塌，建筑会消失，但有些东西，一旦刻下，就永远不会被拆毁。
就像外公刻下的名字。就像母亲持续的祷告。就像一个孩子在教堂里为了一次考试、一个女孩的微笑而献上的单纯相信。那些时刻，那些祷告，那些跪下的姿势，已经铸成另一种教堂——不在地上，而在记忆里；不在砖石中，而在血液里。
风吹过院子，芒果树叶沙沙作响。阿信仿佛听见钟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又从很近很近的心底响起。
当，当，当。
深沉，悠远，永不停止。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广东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