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纪念伯格理牧师逝世100周年 重温石门坎之路
石门坎之路，是一条爱与信仰的道路，伯格理牧师走了11年，不仅带来了一个民族的归信，还与苗族同胞一起，建立了一个西南文化圣地。1915年9月，伯格理安睡于他所爱的苗民中间，长眠于石门荒野，像一粒麦子一样，死了自己，却在苗族中结出了无数生命的子粒，有石门坎《溯源碑》为证，“十年灌溉，偕良友创字译经；两度梯航，与细君分班授课。故叫万花齐放，遂使良苗一新。叱石成羊，亚伯拉罕之子孙；攀门附骥，衍马丁路德之薪传……”
2015年9月15-16日，纪念伯格理牧师逝世100周年座谈会与追思礼拜分别于贵州威宁和石门坎福音堂举行。贵州省基督教两会会长杨朝云牧师回顾了伯格理在石门坎所做一切，认为伯格理是和谐、奉献、追求、进取的典范，是上帝福音的使者；他创制苗文、开展教育和医疗卫生工作，为服务人民群众作出了重要贡献。杨牧师表示，伯格理所留给我们的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牺牲奉献的精神，苗族同胞也当继承这种精神，用上帝的恩典去憧憬和创造美好的未来。
9月14日夜，石门坎细雨蒙蒙、大雾弥漫，苗族老人杨华明指着电脑上一张合成的图片，向笔者讲起了石门坎之名的来历。石门坎又叫栅子门，原名叫狮子洞，只因伯格理来石门传教办学需要大批的建材从昭通运抵石门，若绕道需多走5公里，于是就在那里开辟了一条古道，古道的上方有一道天然的石门，遂将该地命名为石门坎。
石门坎位于贵州接近川滇最边缘的西北角，古时被称作乌撒蛮的乌蒙山区腹地，距威宁县城140公里，平均海拔2200米，生态恶劣，通往乡村的道路多为羊肠小道，有的村寨需翻山越岭才能到达。一到雨季，寒气袭人、行路艰难，石门坎《溯源碑》如此描述：“天荒未破，畴咨冒棘批荆，古径云封，遑恤残山剩水。”可就是这蛮荒之地，曾被誉为“海外天国”，据说，20世纪上半叶，从欧洲寄往石门坎的邮件包裹上，收件地址只要写“中国石门坎”就可以送到。伯格理牧师的石门坎之路，曾带来了一个民族的归信和一个民族文化、教育、医疗及生活伦理的改变。
一个民族的归信
9月，整个乌蒙山区雨雾笼罩，在那里生活的大花苗人早习以为常，15号便来到教堂，以纪念伯格理牧师逝世100周年。传说他们是蚩尤近卫军的后代，其前辈骁勇善战。但2000年下来，他们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并成为最底层的人，没有土地、财产和地位，受彝族人统治，过着刀耕火种、结绳刻木的生活，原本的宗教信仰主要是自然崇拜、鬼神崇拜和祖先崇拜。澳大利亚民族学家格迪斯曾说：“世界上有两个苦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他们是中国的苗族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然而，上帝并没有遗忘这个民族，就像他没有忘记曾在埃及受苦400年的以色列民。伯格理在《苗族纪实》里这样写道：“在各民族的历史及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他们只能算作一个较小群体。但他们仍是上帝心中的花朵，上帝又一次选择了地球上的弱者。”
1864年，伯格理（Samuel Pollard）出生于英国康沃尔，天资聪颖，因被传教士李文斯顿在非洲的宣教事迹感动，22岁的时候，他放下了安逸的生活、家人以及公务员工作，于1887年来到中国，作为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传教士，身兼牧师、教师和医生多重身份。
伯格理带着一颗火热的心到了云南昭通，但现实让他很痛苦。他的昭通传教方针跟明朝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一样，主要针对中国的儒生。但中国儒生大多有一种文化优越感，有“夷夏之辨”，认为中国是天下的中心，四夷都是落后的，野蛮的，充其量也只承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自我为中心的概念，使中国的儒生很难接受基督教文化，很难接受孔孟以外的精神信仰。
伯格里17年在昭通，受洗的人不到17人，而且这些成为基督徒少数人也是若即若离的状态，并不是真的虔诚，这让伯格理内心十分痛苦。他每天在村头敲锣说“大家听福音啊”，然而，小孩子们就像看耍把戏一样看他，让他觉得备受羞辱。那是一段像被埋在土里的时光，很少被人提起。
伯格理内心十分踌躇，怎么办呢？要么放弃回英国，要么继续坚持。1904年，上帝赐给他一个机会，这和内地会传教士党居仁的一封介绍信有关。
据张坦所著《窄门前的石门坎》一书所写，1903年，党居仁牧师到贵州毕节水西的等堆传教，见到几个穿着蓑衣、披花披肩、蓬头垢面的人，出于好奇，他询问旁边的人后得知，他们是生活在威宁高寒山区的苗民，没有耕种的土地，很是穷苦。党居仁看到他们只能以荞麦面充饥，便请他们吃饼干，还用苗语说：“你们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到安顺找我，我要尽量的帮助你们。”没过多久，四个大花苗人因被彝族人抢去了野猪而想起了那个“眼睛有鸡蛋大”的洋人，于是去安顺找他。党居仁款待了他们，并让他们拿着自己的名片去找当地政府，使这几个苗族猎人的损失得到赔偿。从此，这四个苗族人不断到安顺学道，其他苗族人也纷纷前往，信教热情高涨。党居仁为此感谢上帝，但对于来自滇黔边境上的苗族人，他感到鞭长莫及，因此便介绍他们到昭通找循道公会的伯格理牧师。
一天早上，伯格理起来开门发现外面站着许多大华苗人，说“你教我们读书、教我们认字”。开始只有10个人、30个人、100人，后来是1000多人跟伯格里学习，使得他家无法容纳，他后来知道了这是党居仁介绍来的，想跟他学习文化。
当时，伯格理牧师很热情地接待了这群苗族人，待他们如“兄弟”。从事苗语研究30余年的陶绍虎在回忆起那个场景时，内心感动犹存。“大花苗老人带着信去昭通会见伯格理牧师，伯牧师接待他们如兄弟，并给他们传讲福音，那时他们知道了要接受基督。随后，伯格理牧师也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石门坎。”接着，循道公会苗疆部成立，这也代表着伯格理的传教从汉人转到了苗人。
1904年，伯格理到了威宁苗区考察之后，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石门坎，并获得了土司增送的土地，遂与妻子埃玛等人开始在石门坎建立教堂和学校，当地苗族信徒也决定每家出10个铜钱建教堂。资金很快筹集，大约5个英镑，修了一个简易的教堂，叫做五磅房。直到今天还有它的遗迹。五磅房是教堂，是学校，也是伯格理的住所，他的办公室。可以说，这是伯格里将基督教带到石门坎的原始记录。11月5日，第一批苗族信徒12人受洗，然后又有700人受洗，苗族第一个基督教会成立。当时很多人翻山越岭，换上干净的苗族服装，等待着那个令人兴奋的时刻，深夜，乌蒙大山中的石门坎，赞美歌响彻云霄。
在苗族聚居区，柏格理穿着和苗民一样的粗麻布衣和草鞋，利用自己的语言天赋和努力快速的学会了地道的苗话，走乡串寨传教时不嫌山路艰难。与苗家同吃土豆和荞麦饭，同宿麦草堆，从不嫌弃苗家生活之苦和卫生条件之糟。他总是和气迎人，路遇苗民，就像遇到长者一样谦让。这使贫穷而受惯鄙夷和欺负的苗族（特别是大花苗）非常感动，视他为可以信赖的人，并接受了他所传播的福音。
循道公会还以石门坎为起点，开辟了威宁四方井、威信牛坡坎、永善大坪子、彝良咪咡沟等百余处乡村教堂。1920年左右，循道公会在滇东北、滇北、黔西北、川南苗族地区形成了完整体系，乌蒙山区的苗族85%信仰了基督教，伯格理“传通苗族”的愿望大致实现。当时，乌蒙山苗族最集中的威宁县为全国基督徒人数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最大的县，其中最有名的乡便是石门坎。据统计，到1948年，循道公会西南教区的信徒人数为5万多，教堂100多个。
伯格理牧师还努力学习苗族文化，这让陶绍虎十分赞赏。“伯格理牧师到中国后学了汉语，到昭通接触苗族人之后又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学会了苗语。他还学吹苗族乐器芦笙，与苗族人合影。伯牧师这种尊重民族文化的做法很值得后人学习，无论我们要将福音传给哪个民族，都要去了解那个民族的文化和传统。”
陶绍虎认为，“伯格理牧师的爱超越了国界、民族、阶级和自然环境，只用了11年的时间，他就将石门坎变成了一个文化圣地，一个海外天国。”
创制苗文，翻译苗文《圣经》
由于历史原因，苗族是一个没有文字、只有语言的民族，苗族许多历史故事和优秀文化传统只能靠口传、记录于服饰符号或者表现在古老寓意的苗族祭祀生活之中。
据《威宁县宗教志稿》记载：初，信教读书的苗族读书心切，但无文化，有些人连汉语都不懂。柏格理在教苗族学文化时，由于汉文笔画繁多，难写难记，不易学懂，十分吃力。鉴于苗族信徒读书日有进步，但惜至今日又无苗族文字，既无文字，何来文化？故决心为苗族创造文字。柏牧师意识到这一点，认为创造苗族文字是来苗族地区传教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也是他毕生最要紧的工作，这件事做好了，与教会发展和苗族教育有莫大关系。
因此，伯格理和他从昭通带来的汉族老师李约翰、李司提反、苗族信徒杨雅各、张武等一起研究，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结合苗族服饰上的一些符号图案，创制了一套比较完善的苗文，结束了苗族无文字的历史，它被联合国称之为“坡拉文”或者 “大花苗文”，一直被教会沿用至今。这套苗文是英国知识分子、中国汉族和苗族知识分子共同的结晶，它还用于翻译苗文《圣经》、编写赞美诗等，使苗族在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的文化、历史、传统的记录上有了新的载体，可见这位传教士对民族文字有很深的热爱。
伯格理在苗族聚居区时，他抓住了这个民族传福音的基础，即文字和《圣经》。因此，苗文创制成功后，他很快组织苗文《圣经》翻译，经过近10年的努力，1915年，苗文新约《圣经》译完，然而，伯格理牧师并未看到他的成果印成铅字。并且，当时在中国也找不到一个工厂可以把大花苗文圣经制版印刷出来，包括工业最发达的上海。1916年，英国传教士王树德带杨雅各送苗文《圣经》到日本横滨付印。王树德假道日本，便回国去了，杨雅各独自一人完成了校勘工作。历时半年，首批印刷的855本苗文《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由杨雅各运送回国。1919年，王树德与杨雅各又合作将柏格理未完成的《新约全书》其他部分译出。20世纪30年代初，根据汉译本，王树德又与苗族传教士杨荣新一起，重译了《新约全书》，并送上海圣书公会出版。一同出版的还有杨荣新翻译的《圣主赞歌》，这两本书在整个滇东北次方言区内流通至今。今天到石门坎，走进苗人的教堂，会看到他们所用的《圣经》依然是一百年前伯格理用花苗文翻译过来的《圣经》。
“哪里有教堂，哪里就有学校”
伯格理的一句话在所有苗族布道者中长期流传着：“哪里有教堂，哪里就有学校。”1905年，伯格理于石门坎创办学校，1906年开始了正式招生，学生为21人，多是具有劳动自理能力的青年人，甚至有的学生年龄已经超过40岁。这是第一所苗民小学，也是威宁县第一所新式教育的学校。首开男女同校先河，鼓励男女学生平等。1911后，该校由昭通王玉洁老师取名“光华小学”，按全国统一课本教学。
光华小学刚开始时只有初小，云南的威县、镇雄、楚雄，甚至远至红河的苗族学生都赶来就读。1908年柏格理回英国时募集到2000英镑，回到石门坎后，他用这笔钱修建了一幢有烟囱和壁炉、可容纳200多人的宽敞教学楼，即光华高等小学，该学校一直为教学服务了51年。1957年改为仓库，后来年久失修。1996年，在光华小学遗址上扩建为石门民族学校小学部教学楼，也就是现在威宁石门民族学校一进校门后所见的一栋三层的灰色教学楼，它就是名扬中外的石门坎光华小学遗址。
伯格理所办石门坎学校不仅服务当地苗族人，还接纳黔西北、滇东北和川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彝族和汉族人到学校接受现代教育，发育出了20世纪上半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最大的基础教育网，建立了100多所学校。当时，很多村寨的教堂和学校都是同一幢建筑，房顶上插着涂了红色颜料的木头十字架，平时做教室，礼拜天变成教堂。
另外，在伯格理的带领下，还用苗文编了《乌蒙山区平民识字课本》，系统地开展扫盲运动，涵盖了所有苗人生活的地区，使他们的文化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据威宁县在1949年后的一次教育普查显示，当地苗族接受现代教育的人口比例超过其他少数民族，甚至超过汉族。
在苗疆，循道公会教育委员会的计划是“以苗教苗”，这在1930年左右已基本实现，光华小学早先由汉族先生担任教学，但20多年后，主要师资力量就是苗族教师了。这所学校发展到1920年代末，优秀学生已经能出省接受更高级的教育，如到成都华西大学，苏科寨人吴性纯就是苗族当中第一位医学博士。毕业于华西大学教育系的朱焕章则为石门坎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女朱玉芳告诉笔者，当朱焕章学成回到石门坎，他说服了彝族和苗族知名人士出资，创办了“西南边疆石门坎初级中学”。从开办那天到1952年人民政府接办，石门坎中学一共招收10个班400多学生，其中考入大专毕业的有23人，这些人为西南地区的民族文化教育、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抢婚到“一夫一妻”
“走婚”是云南丽江泸沽湖摩梭人的传统婚姻制度，是以感情为基础，夜合晨离的一种婚姻礼俗。在接受福音以前，苗族中也流传着这种婚姻制度，不仅“走婚”，还“抢婚”。伯格理牧师等传教士将福音带到这个民族后，不仅让他们得到了救恩，也形成了“一夫一妻”盟约般的婚姻制度。
“谈到福音对于苗族的影响，可以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层面来阐释，但是我更想分享的是福音对于苗人生活的影响。”昆明五华区教会的张绍辉牧师说。
在婚姻制度上，自从接受福音，苗族的婚礼都是遵照教会的传统，不再是以前苗族的“抢婚”习俗。之前，苗人的性关系非常混乱，每个苗寨村头都有一个被称为花撩房的公共场所，女孩在十三四岁以后可以在那里与男子发生性关系，因此，苗族人早婚的现象十分普遍。
伯格理到苗区之后，规定每一个受洗的基督徒，男性要22岁，女性要20岁才能结婚。只要他进到一个村寨，就让苗人把花缭房烧掉，让他们讲文明、讲卫生、注重家庭关系、注重道德伦理。
另外，据张绍辉牧师介绍，在伯格理牧师将福音带到苗寨之前，苗族的抢婚十分野蛮，看到漂亮姑娘就拉到自己家里，先试婚，若不喜欢就抛弃；若喜欢就娶为妻子。以前的苗族里有“小婚”和“大婚”——“小婚”就是抢姑娘来试婚，“大婚”就是正式结婚。伯格理来到苗寨后，告诉苗人不能这样，告诉他们娶妻要找媒人，并且按照教会的规矩来，后来苗族教会就有了结婚时“配茶”的传统。
据张牧师说，这个传统只在苗族婚礼和犹太婚礼中出现。用一个新制的碗，盛满茶，新娘和新郎分别喝一口，不允许别人再喝，以此来立定“盟约”。“即便是不信主的人，或者信主了却不在教会里举行婚礼的人，他们都遵循着这一传统，直到如今。这是基督教信仰对于苗族婚姻制度的影响，大花苗都是按照教会的这一制度，规规矩矩的。”张牧师告诉笔者。
另外，苗族人酗酒成性，自从福音传入后，他们也改变这一恶习，成为了文明人。其实，“不抽烟、不喝酒和不讲脏话”是苗族教会里不成文的教规。张牧师解释，这是伯格理将福音传给苗族，创办“节制会”后所形成的，曾极大塑造了苗族基督徒的生活习惯，甚至在文革时期这种生活习惯还成为苗族信徒表明自己基督徒身份的方式。张牧师介绍，在那段特殊历史时期，信徒们在一起不能说自己是信徒，也不能谈论有关宗教的信息，更不能唱诗歌，因此，他们表达自己信仰的方式就是不喝酒，当别人看到谁在饭桌上不喝酒时，就会知道这人是基督徒。因为苗族中不信仰基督教的人会抽烟和喝酒，但基督徒正好相反。
除了婚姻和生活伦理，信仰还改变了苗族女性缠足的陋习。钟焕然在《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各少数民族信仰基督50年》里提到了基督教信仰对于妇女缠足的改变。伯格理在苗人中创办了“天足会”，天足会章程规定信徒和信徒开亲，男女双方都可以加入天足会，加入天足会的男青年不要娶缠足女子为妻，这样以来逐步克服了这种困难。
以现代运动丰富苗人生活
伯格理本人在英国爱好两项运动：足球和游泳。1914年，伯格里在石门坎修建了足球场，被后人称为“贵州足球的摇篮”，大部分足球队员都来自石门坎一带，新中国建立的第一支国家足球队中就有两名队员来自石门坎。那时，中国很多人尚不知足球为何物。而伯格里建立的足球队不仅球踢得好，而且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竞技水平。
伯格里还在西南地区建了第一个室外游泳池，而且分了男池和女池、浅池和深池。苗人砍下竹子，打通竹节，从山上把泉水引下来，泉水就把游泳池灌满了。苗人习惯了一生就洗三次澡：出生时一次，死亡时一次，结婚时一次。但是，伯格理竟然在这里建了一个游泳池，提倡苗族人游泳。他用体育运动等方式，取代“走花山”，每年五月初五（端午节）的石门坎运动会，都会吸引几万人来参加，成为苗族最盛大的节日。
此外，伯格理牧师还在当地修建医院，开展医疗卫生服务。1913年，伯牧师收留了一位麻风病人，次年又有11位麻风病人来到石门坎，他便开始计划修建麻风病院。伯格理牧师逝世后，同为传教士的张道惠牧师和王树德牧师带领教会信徒在石门坎对门一处宽阔低洼的地方修建了麻疯病院，解放后发展为麻风医院，后来形成麻风村，现在叫柳树村。
爱他们到底
1915年，伤寒在石门坎爆发，许多学生都感染了。伯格理在拯救学生的过程中，不幸也感染，在药品极为稀缺的情况下，他把有限的药物用在学生身上，自己则于1915年9月16日与世长辞，时年51岁。据说，最后把他安葬时，苗族的同胞三天三夜为他守墓，三天三夜地唱着赞美诗不忍离去。在伯格理的墓碑上，刻有一副对联：牧师诚为中邦良友，博士真乃上帝忠臣。
今天去石门坎依然可以看到很感人的现象：伯格里墓地周围有几百个苗人的墓地。他们认为生不能和伯牧师在一起，死后世世代代也要伴随他的灵魂。这就是苗人对伯格里深厚情感。
苗族人杨荣新在《怀念伯格理牧师的话》中写道，“我们让他安息在石门寨子的小山包上，这小山上的映山红开得整个山都红完了，就像晒红布一样。山上树林里的小鸟多得跳来跳去地叫着，它们和我们一样地哭着叫着，想念自己的亲人伯格理。有一只小鸟的嘴是红的、翅膀是黄的、身上是花的、尾巴是蓝的，它飞来飞去地叫着，好像是这样说，可怜伯格理，可怜伯格理……这只小鸟说出了我们苗族人的心思。”“伯格理牧师从他的故乡背负着耶稣的‘十字架’来到我们苗族地方，让我们苗族有了文化，有才智地向前发展，因此我们在他的墓碑上立起十字架，以此作为纪念。他像耶稣一样可怜我们苗族人，为我们丢了自己的生命。”
伯格理牧师安睡在了他所爱的苗民中间。100年后，苗族同胞们重新回到他用生命爱过的石门坎，纪念他所做的一切。今年8月底9月初，伯格理牧师孙子史蒂文﹒波拉德（StephenPollard）、孙媳Marcia、曾孙女Stephanie和曾孙Blake一行4人也首次来华，他们走访了云南昭通和贵州石门坎等地，缅怀先人
史蒂文用“震惊”来形容自己在昭通和石门坎所看到和感受到的一切。“这次来，我被当地人发自内心的力量、爱和良善所震惊。”此次云贵之行，也让他对于伯格理牧师向着苗族人的爱有了更深的体会。100多年前，伯格理牧师远渡重洋，深入穷乡僻壤，只为将福音带给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那是怎样的一种爱。
对于伯格理牧师在石门坎所做的一切，Stephanie则谦卑地说：“是你们苗族先找到柏格理向他求教真理；是你们苗族邀请柏格理到石门坎，和他一起建教堂建学校；这奇迹，是你们苗族的祖辈和我的祖辈共同创造的，不是柏格理一个人。”
伯格理精神的现实意义
100年后，苗族基督徒们聚集在一起，纪念伯格理牧师什么呢？
贵州省基督教两会会长杨朝云牧师认为，苗族信徒们不能只是停留在过去的辉煌里。伯格理牧师等人留下的不仅是物质上的财富，更是一种以信仰为核心的和谐奉献、追求进取、努力发展的精神。苗族基督徒们要继承这种精神，更加爱主，借着上帝的恩典来改变我们的社会生活，提高我们的素质，这才是我们纪念伯格理牧师的真实意义。“我们缅怀伯格理，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不仅是回忆过去，还要憧憬未来。”
“在我看来，石门坎是一个用信仰和文化活生生改变社会的样本。”北大教授陈浩武以此来评价石门坎现象。伯格里把现代文明带给了石门坎和苗族，这就是石门坎的意义。这个本来蛮荒之地，成为了中国西南的文化高地，当时这个边陲小镇已经有足球场、电信局、双语学校、中学、小学，麻风病院，邮局……
但从1949年石门坎文化圈被否定、基督徒越来越少的时候，石门坎的文化、经济和社会都在衰退。1989年曾经有过一次调查，当时的石门坎，十个人共用一床棉被，儿童失学率达到88%，因为贫困而接受救济的家庭达到98%，文盲达到80%。这里的贫穷和落后非常惊人，石门坎重新被边缘化。信仰与文化抽走之后，这个地方再次回到愚昧、贫穷的状态。
陈浩武说：“石门坎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社会标本，不论是从人类学、教育学还是宗教学等角度看，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标本在说明，我们的社会什么时候有了精神信仰，什么时候有了文化、有了文明，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发生变化，这个社区就会发生变化。反过来也是一样，什么时候这个社会丧失了信仰，丧失了文明，整个社会的生活就会退化。”
中国社科院沈红博士则认为，石门坎是云贵高原近百年来最有文化活力和创造力的地区之一，是特定历史条件下，西方与东方、本土和世界文化交流的奇异花朵。
她认为，石门坎文化的精神内涵包括四个要素：第一，文化创造，双向开放，石门坎苗文的创制跨越了民族边界，教堂和学校的发展也跨越了地域的限制，让石门坎周边不同民族和地区的人都得到了帮助；第二，苗族主体性，民族自觉。石门坎文化唤醒了贫寒苗人的主体意识和民族自觉；第三，以苗教苗，薪火相传。石门坎文化和教育的自组织系统吸引着本土人才的回归，这使得苗族地区不断发展；第四，西部乡村建设的向心力。“石门坎历史同样具有乡村建设实验特点，它引领了一场具有西部特色的乡村建设运动。”
从事苗语研究30余年的陶绍虎希望苗族人能够继承伯格理精神，不断挖掘本民族文化，同时也学习外族文化，让苗族文化得以传承和丰富；同时，苗族人也要效法伯格理牧师，培养自己的领路人，为这个民族的发展积蓄更多中坚力量。
但从更深层次来看，伯格理精神的内涵和根基是基督教信仰，尽管石门坎的辉煌已经一去不复返，但伯格理牧师把自己完全献给神、像祭物一样放在祭坛上的顺服的心志是基督徒需要效法的；这位牧师还深爱苗族同胞，与他们同吃同住，这种“道成肉身”的实实在在的爱是今天的传道人需要去深思的。作为基督徒，我们愿意顺服神吗？愿意为了神的使命去跟随神的带领吗？我们能像伯格理牧师一样去侍奉吗？
伯格理牧师曾经修的路今天还在，亲手栽的松树还在，他带来的三叶草种子发芽了，那些草一岁一枯荣，也还在。伯格理的石门坎之路已经走过，过去的辉煌也已过去，当很多人重温石门坎之路，看到曾经的遗址，除了供人拍照和游览，有心之人会想到些什么呢？对于此，或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