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云南地方史志研究学者卞伯泽：家族四代人均得益于教会学校
原曲靖市会泽县政协副主席、会泽历史文化名城民间研究会会长、被称为“会泽通宝”、“精通会泽人文历史的传奇人物”……在看着卞伯泽在新书扉页正对的黄页上写完签名、并略略看过作者简介里的这些头衔之后，听他讲起了自己对于会泽教会学校——东风小学以及基督教的情结，这位74岁的学者并非基督徒，却对这所学校以及柏格理牧师十分了解。“柏格理牧师100多年前在贵州传教的艰辛是常人所不能理解的。”说起这个，他眼圈泛红，满是感慨和钦佩。
自2002年从会泽县政协副主席的职位上退下来之后，他就开始著书立说，撰写、主编了8本以当地历史、文化、名胜古迹和地域风貌为主的书籍，他曾踏遍了会泽的山山水水，积累了大批素材和第一手珍贵资料，对会泽的基督教历史更是十分了解，他坐在书房里，对东风小学和柏格理牧师的故事侃侃而谈。
“我们家族四代人都是东风小学毕业的，从我妈开始，到我、我的孩子和孙子。所以我们对这个学校很有感情。”当提到会泽的教会学校，卞伯泽说，他已经研究会泽历史30年，对于宗教，他没有专书但有专文发表，“那些年，会泽有些封闭，一说到宗教大家都怕，但我很早就开始研究了，我不信任何教，但是对五大宗教都有研究。”卞老师一边说一边拿出了自己新出版的书，“这本书专门有一章东风小学的，还有一篇是《百年回眸，爱满人间》是专门写这个学校的。”说起这个，他打了电话让有文稿的人将其复印送到他家，那是在东风小学百年校庆的时候，他写的3万字的专文。
从“一双大脚走南闯北”的母亲开始 家族四代人得益于教会学校
卞伯泽说，柏格理建的学校影响深远，首先，传教士们将西方博爱、民主和自由的思想带到了会泽，这很了不起。他提到了会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云南滇系军阀的主要领导人唐继尧。当时，柏格理和邰慕廉曾给留日学生补习英语，在这个过程中有意无意地传播了西方的民主思想，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唐继尧也接触到了这些，“他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和建立民主共和的国家，应该说是受到了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卞老师说，他还补充道，“这是我的观点，还没人写过，我最近想写篇文章谈谈这个。”
其次，传教士到了西南地区之后，坚持“哪里有教会，哪里就有学堂”的理念，开始办学，与中国晚清时期的传统办学方式不同。当时，柏格理和邰慕廉办的学校要求男女同校。“像你们，推前一百年，好容易进学校，不可能，哈哈哈哈哈……”卞老一边称赞一边大笑着，“这比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蔡元培先生所提出的男女同校早了整整四年。”另外，这还是个双语学校，同时教授汉语和英语；第三，要求女性不再缠足。
说到这里，卞老提到了自己毕业于东风小学的母亲。“她是基督徒，而且捡了两个大便宜，一个是双语学校让她有了基本的英语口语能力，和美国人英国人对话能整得出几句英语来；另一个是，她进了这个学校就免除了裹小脚的弊端。后来，我的母亲就和父亲走南闯北，到过北京，后来去了台湾。”他很自豪地用云南方言说，“如果她裹小脚哪呢能跑得了那么远，一双大脚走南闯北，哈哈哈哈哈……”
卞老的弟兄姐妹也很有学识，有的是留美硕士、有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博士……卞老说，追根溯源，这都得益于自己母亲曾在传教士所办学校受到的教育。教会学校对于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此外，传教士们还在会泽开办诊所，传播西方先进的医学和卫生知识，倡导新法接生，并时常开展义诊活动。
卞老表示，建国后，很多人对于柏格理等传教士不理解，所以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他在写柏格理牧师的时候也是忐忑不安，遂拿出了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在谈到柏格理时所说的一段话：“公元一九零四年，一个名叫柏格理的英国人来到了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县的一个名叫石门坎的小村，那是一个非常贫穷、荒凉的地方。他带来投资，就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学校，修起了足球场，还建起了男女分泳的游泳池。他用英文字母仿拼当地的老苗文，自编了‘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这样的教材，免费招收贫困的学生。后来，一场瘟疫，当地的百姓都逃走了，他却留下来呵护他可爱的中国学生。最后，瘟疫夺起了他的生命。”
助力会泽基督教会登记开放 感慨于柏格理牧师事迹
会泽县民宗局的一份资料显示，会泽全县总人口87万多人。其中，信教群众26567人，占总人口的3.06%。全县有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开放并依法登记的宗教场所37所，其中临时登记一所。基督教堂1所，长老1人，传道员1人，信徒（含未纳入依法登记活动点的信教群众）3152人。目前已公开聚会的金钟基督教堂原为民房，信徒们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恢复后开始聚会，人数不断增多。1997年，会泽县金钟乡盈仓村公所基督教活动点写出申请，请政府批准开放，依法登记。后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同意开放，并按《宗教场所管理条例》和《登记办法》给予依法登记。
卞伯泽时任会泽县政协副主席，由于个人的基督教情结，他曾在教会登记公开的事情上花了不少功夫，偶尔也会参加教会的圣诞节聚会。
对于柏格理牧师，卞伯泽曾亲自到过贵州威宁石门坎看这位传教士的墓。“很感人，两个游泳池，一个男娃娃呢，一个女娃娃呢，还在，你给有克过？（两个游泳池，一个男池一个女池，你去过吗？）”回忆起大概五年前的石门坎之行，他先提到了柏格理牧师在一百多年前建盖的游泳池。
他回忆，当年去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位彝族老人，被问是否去看柏格理牧师之墓。在听到卞老一声“是”的回答之后，彝族老人马上提到了自己的爷爷，说爷爷那时得了麻风病，本来要被隔离、自生自灭，但却被柏格理牧师所建的麻风病医院收留并治好了。卞老感慨于彝族老人一直记得那个事情。“柏格理牧师100多年前在贵州传教的艰辛是常人所不能理解的。”
此外，柏格理牧师的一个孩子也出生于曲靖会泽。卞老说，2015年纪念柏格理牧师逝世100周年的活动在昆明举行时，他也去了。“很感人，很感人，人家给了一个苗族呢小包包，还和他后代照了张相。”
传教士所建恩泽圣堂为会泽最早放电影之地
当年，柏格理牧师等传教士不仅建教堂、办学校，还开展各种体育和文艺活动，一些现代体育项目进入了会泽古县城，如团体操、田径、爬山和篮球等，而最火爆的是文艺演出。卞老回忆，20年代初，由于“恩泽圣堂”的建盖，教会除正常聚会外，还进行演出活动和电影播放。比较有意思的是，到了30年代，传教士们将西方电影带到了会泽，恩泽圣堂成为了会泽最早放映电影之地。
他将这些写在了已出版的书《会泽文化之旅﹒趣话方言》里，当时所放映的电影，银幕上的人会讲话，并且会来回走动，这种“西洋景”成了县城的热门话题。年幼的卞伯泽曾和外祖母到恩泽圣堂看电影，回忆到这里，他忍不住大笑。
他如此记述：夜幕中，漆黑的恩泽圣堂唯有一束光亮，银幕上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至于影片的内容，当时因年幼，尚未知晓。有趣的是，第二天邻居问外婆：“唐大娘，昨晚耶稣堂看电影，好看不好看？”外婆当时的回答是：“好看，人在布上会动，你说奇不奇怪，只是太春了。”外婆所谓的“春”，为会泽方言，是指当时所上映的外国片子，一些亲嘴接吻的镜头。
又一阵大笑之后，卞老认为，当年的“春”字用得极为文雅。
一生坎坷：与身在台湾的母亲30年未通音信
在卞伯泽才4岁的时候，父母就去了台湾，他由外祖母带大。一直到1988年，大陆和台湾两岸相通之后，母亲才托人带信到会泽。
原来，建国之前，卞伯泽的父亲为空军机械师，在军队工作，在被调任北京之后，他的母亲也跟着去了，考虑到会泽距离北京太远，而国共两党之间的争战正烈，需要留一个孩子，免得家里老人孤苦伶仃，于是就把年幼的卞伯泽留给了外祖母，代为抚养。他的父母也因为各种原因，长时间地留在了台湾。这一留，让卞伯泽和父母30年未通音信。
改革开放之后，卞伯泽的母亲突然想到要与自己身在会泽的儿子联系，于是请了一个在台湾工作的香港人将信件带进大陆。“这个信怎么带呢？他们把信写好，放进信封之后，就放到鞋垫下面，以此带到香港。”卞老说。等信件到了香港之后，带信的女士又将台湾的信封换作香港的，随后寄往大陆。他仍记得，自己收到目前信件的日子是在1980年的3月，时隔30年，很多信息都都有了更改，信封上写的地址很有意思：中国云南会泽西门大街张酱油铺隔壁黄家巷内，说到这里，卞老又是一阵大笑。当时，他家隔壁是一个由姓张的老板经营的酱油铺。
幸好，卞老收到了信，有关内容，他直到现在还能背出来：伯泽，我是你的母亲李XX，30年没有通音信，不知你和外祖母生活得怎样？我和你父亲生活得很好，你有两个兄弟和两个妹子，望收到信后给我回信。“你不知道我们收到信之后那个心情，有泪无语啊，简直是。30年，而且她走呢时候我大概是4岁。”收到信之后，卞也写了回信，以平信的方式邮寄出去，就在各种状况还不确定的情况下和远方的亲人通了音信。不久之后，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妹妹也写信回家，卞伯泽的生活从那时开始才有了转变。
卞伯泽长年致力于会泽历史、文化等研究，踏遍了当地的山山水水，提起传教士和教会，他总有一种抹不去的情结，尽管自己为非基督徒，但提到东风小学和与柏格理牧师等人有关的信息，他总想在书里多写一章，有会泽基督教历史与文化，更多的是他自己家族受益于教会学校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