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川传教士百年书札—高文明
作者短评
近代中国，外国对中国的影响和冲击是广泛的：军事和政治、经济和社会、知识和文化甚至思想和精神等几乎每一个领域，以至我们描绘近代中国人的生活图景时，不能忽视外国人的存在。
加拿大在川传教士作为新教传教团体，通过布道站的教堂、学校、医院等从事福音宣讲，也广泛从事教育和医疗工作，对四川有明显的社会影响。
加拿大传教士为我们留下了回忆录、纪事、书信等相当数量的文献资料，具有历史和文学的双重特征。这些第一手的叙写文本无疑是阅读和了解四川甚至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窗口。
书信所选时间从1911年到1950年，这是中国近代史最为重要的一段历史时期。这期间的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等等历史事件无一不出现在华西书信中。
书信人：高文明（Wallace Crawford，1883—1971）
出生于安大略省伦敦。从14岁开始，他就有强烈的愿望到中国。1901年，他遇见何忠义（George E. Hartwell）的时候，就曾表达前往中国的愿望。1907年，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那一年他从西安大略大学毕业，他夫人也跟随他一同前往中国。最初几年，他忙于医院组织和医疗站点建设等工作，彭县、乐山和涪陵都有他的足迹。1922年，他回到西安大略大学专门学习公共卫生课程。1930年，四川出现麻风病，高文明开始负责麻风病医院的工作。其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继续麻风病治疗的研究和学习。高文明在中国工作了44年，毫不保留地奉献自己的医学知识和技术，他始终热爱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们。
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毕业生与教师（后排居中者为高文明）
拍摄时间：不详
照片档案号：1999.001P/3331N
1938年5月29日
亲爱的朋友们：
寄信人：高文明
华西协合大学
四川成都
寄送日期：1938年5月29日
收信人：阿纳普
加拿大联合教会海外差会
多伦多皇后西街299号
签收日期：
甫一抵达成都这座了不起的城市时，我们便决心要给你们写信，只叹实在是有太多的事情堆积着，直到现在也没能安置周全——尽管我们已经到这里一月有余了！
但是，我在此并不仅仅是想澄清这一细节，更是想向你们讲述来到中国西部这一路上所发生的故事。
如今跨洋旅行已经相当常见，以至于人们都不再需要精心地安排行程了；但是依我看，选取加拿大太平洋轮船公司无与伦比的服务来进行越洋旅行，应算目前最好的方式。接下来请跟随我们从香港开始我们的旅行。
由于“远东事件”爆发，香港[1]变成了东方最大的货运港口。它一直以来总是紧随上海之后位居第二，但由于上海被敌人占领，香港已经取代了上海的地位并毫无疑问地在每一天的交易中漫天要价。港口塞满了各种各样的船只，甚至日本人也必须用到它们。许多外观奇特的海军舰艇也停泊在那里，有一次我们数出17艘潜艇，还有母舰、主力舰以及其他各种舰艇。这是新加坡港口开放后不久才出现的状况，可能那边有比平时更多的船停靠不下吧。但这无疑可以证明，英国正在将更多更好的船只送入太平洋，无声地提醒某种势力[2]：到目前为止，狮子能忍受尾巴被揪的程度已达到底线。
放眼望去，到处都是繁忙的航运、航运！码头上挤满了各种各样的商品，其中大部分对于世界的这个角落来说都是非同寻常的。如果我们在香港看到的所有铁轨都用于在中国铺设铁路的话，铁路的建设将会是前所未有的超大规模。这里所有的种类繁多的商品的确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中国正在为持续的斗争做准备，绝非一朝一夕，而是持续战斗直到她能占据主导地位并将侵略者击退为止——那可能比侵略者敢于想象的时间还要长久得多。
香港
拍摄时间：不详
照片档案号：2000.017P/1755
有一天我们从广州过来时看到，12英里限制区外的日本监察人员全都一脸无法言喻的懊恼表情站在那里，看着英国船只来来往往穿梭在珠江上，艘艘都满载着货物，囊括了各种各样琳琅满目的商品，其中大部分都是日本人迫不及待想据为己有而又不敢为的。我们看到他们试图去挑衅两艘挂着英国国旗的船只，但两船都有合格的注册手续，日本人完全挑不出什么刺来。这个事实确实令他们非常头疼：各种各样能被用于对付日本的物资就这样“渗透”到了中国[3]，而他们却什么反对意见都无法提出。按照日本人自己的说法，他们不是在与中国开战——至少他们从来没有宣战过。因此，公海向所有希望把货物运到中国的船只自由开放，英国的船只当然不会错失这种好机会。顺便说一句，中国人已经意识到，目前能给他们最大帮助的还是我们这种老牌的文明国度[4]，他们对于我们给予的任何形式的援助都是要多感激就有多感激。
离开香港，前往中国第一大港口城市广州的方式有两种：水路或铁路。我们选择了铁路。我们还没走出多远便已经意识到：有这么一群人，当战争结束时最应当向他们颁发一项特别奖——他们就是铁路职工。自去年9月以来，铁路几乎每天被轰炸，但不可思议的是，尽管成吨的炸弹不断落下，命中铁路线，却没有发生火车班次持续延误的情况。虽然确实有部分列车被击中、损坏，并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但列车的整体运行并未受到严重干扰。桥梁被具有致命精确性打击能力的优秀高射炮手们保护起来，日本人只能悲哀地远离这类区域；同时，其他地方的桥梁也被拆掉了所有的枕木，这样一来，炸弹即使落到桥上也会直接穿过去，几乎不能造成什么损失。就这样，在列车工作人员和车站工作人员共同的顽强的努力下，火车几乎不间断地保持着运行——即便日本人朝着铁路线倾泻下雨水般密集的炸弹也不管用。
铁路工人破坏铁路以防御日军进攻
拍摄时间：1939年
照片档案号：1999.001P/2615
车站都配备了电话，轰炸机队快到来时，车站都能得到通知；然后列车会迅速驶入隧道中躲避，当空袭威胁过去后再继续运行。因此，日本人无法对列车本身造成太大的损害，火车被击中的情况很少发生；如果炸弹落在火车轨道附近的话，维修人员会立即出动修补好损坏之处，列车又会继续行进。
侵入中国城市街道的日军装甲车
拍摄时间：1937年
照片档案号：1996.098P/83
我在中国到过很多城市，而广州是我所见过的最繁忙的城市。我们过去认为上海是最繁忙的，但现在它和广州比起来简直就像一座墓地般沉寂。这个城市因被轰炸的次数最多而闻名于全中国。我3月份到那里时，那里已经被轰炸了268次；我在4月的第一周返回那里时，轰炸次数上升为300多次。有趣的是，所有轰炸中广州只有不到20个士兵死去。在我看来，日本好像一直是遵循着相同的规律和法则来进行轰炸的，他们在其他方面也是按相同的程序重复：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对轰炸做任何规划，而是一次又一次按照相同的精度、相同的程式循环，对是否可能有机会造成实际的军事损害完全不管不顾。所有我能看到的损害都是针对平民和平民的财产。日本人倒的确是轰炸了机场，他们甚至一次性在机场投下了119枚炸弹；但是他们的机群刚刚飞出视野，机场的工作人员就带着设备出来修补弹坑，之后可以说根本看不出机场曾经受到过损坏。我听说日本人都在发牢骚说中国人在战斗中使诈，因为中国人用竹子、纸和颜料仿制出假的飞机，然后把这些“飞机”放在显眼的地方，诱使日本人在它们身上浪费弹药。但实际上据我观察，日本在此之前已经浪费了不计其数的炸弹。在一处空地上我看到一个弹坑，大约40英尺的直径、20英尺的深度，但在其附近并没有任何有军事价值的东西存在。
广州城中也塞满了战争物资和铁路物资，等待着被运往前线，我们能看到的载重货车就有数百辆，由此可以想象：在香港和火线之间更是有成千上万辆这样的运载工具，随时候命，准备着奔赴前线。每天都有一架飞机离开广州飞往中国某地，而日本人却尚未具备能力去阻止每日从这里起飞的航班。我在那里的某一天甚至目睹了四架飞机在黎明时起飞，去往未知的目的地；而无比忠于自己时间表的日本人，则在两小时后飞临机场附近，轰炸了农民的水田和卷心菜地，但却没能将任何一枚炸弹成功地投掷到机场内。以至于我们在去往长沙的高速公路上行进时，已经完全习惯了轰炸机群嗡嗡响着的噪声以及它们的狂轰滥炸。
从广州到长沙，我们沿着新的军用高速公路行进。新路段跨越广东省境内，其穿山越岭的工程设计辉煌卓绝：其中一处建在足足5600英尺高的地方！其海拔、梯度和曲度都是经过精心测算建造出来的，比得上任何一条在美国本土建造的公路，只是路面还没有全部完成，以致我们想去往广东的有些地方还比较困难。
进入广东北部后我们到达的第一座城市是潮州，可以看出其遭到了侵略者的破坏：中国政府在其近郊建有一个机场，日本人的七架飞机欲强行“进驻”，中国方面虽然仅有三架飞机，却仍然无畏地起飞迎击日本战机。结果是：经验丰富的日本机群很快击落了中国战机，三架飞机全部坠毁、机组人员也全数阵亡。随后，日本战机又按部就班地将机场和邻近的部分城区捣毁成了废墟——自然是用炸弹来轰炸的。关于日本人的轰炸我们发现了一个特点：一旦未受到阻碍，他们似乎便会把快乐建立在彻底地摧毁周围的一切上面。于是中国方面放弃了这个机场，在更深入内陆的地方重新建造了三四个机场，其规模较这个位于广州北部的首个建造的机场要大出许多倍。
1938年10月间，遭日本空袭后的广州，学生正在救助伤患
拍摄时间：1938年10月
照片来源：叶敦序
遭受日军轰炸后的广州学校
拍摄时间：不晚于1938年2月17日
照片档案号：1999.001P/2677
离开广州的第二天，我们便开始观察到：中国方面正在动用从香港运送来的物资。尽管一个人看到这些战备工作时，可能不会刻意地记录下详细的状况，况且有时人们并没有权利去查探战备情况，但以下的推论应该不会有错：一旦日本方面看到了中国规模巨大的战备工作以及这些工作开展的基本方式，也许他们会认真地考虑终止目前的“事件”。当我们穿行于乡村以及每一个大城市时，所目睹的这些远超我们想象中所期的行动：他们构建起了蜂巢般繁忙的工业区，令人感到这不仅是在为现阶段的战斗做准备，更是在建造一个永久性的、在今后也具有真正建设价值的国家。这些行为现阶段自然都会提升抵抗侵略者的实力，但最终会促进这个国家未来的建设。我斗胆和你们打一个赌吧：我猜测，一旦中国人快要耗尽所有隐藏在敌人未能发现之处的、遥远地方的汽油时，应该会戏剧性地从附近拿出一些廉价的汽车燃料来供应后续使用。
我们的旅途是直接穿过广东，到达其北部，并在第三天抵达湖南。湖南省拥有中国最优质的道路，无论其级配抗剪强度、工程设计水平还是路面平整度都相当优良，跨省行驶速度可达每小时40英里。这里人口众多，有中国所有省份中最优秀的公交服务体系。我们非常喜欢待在公交车站里，那些工作人员在任何场合都对我们保持着最亲切热情的态度。
每一天从前线送回后方来的伤员都有大约1 000人，他们被送入铁路沿线的城市疗伤；每400~600人安排在一家医院，医院员工都尽心尽责。我们参观了其中的一些医院，对其布局和员工所做的工作都很满意。他们尚欠缺财务管理和某些设备，需要我们西方国家的医院援助；但就他们所拥有的资源来衡量，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得相当好了。当然，以后会有更多的伤员被送来，他们的到来会将更严峻的挑战摆到这个国家的面前。与此相反的是被送往前线的新兵的状况，就最近我们到达长沙时所见，是装备更精良、训练更有素、准备更充分的军队。他们甫一到达长沙便已做好准备投身于前线的战壕中去，他们都在更偏远的地区接受过培训了。在道路沿线的每一个小村庄和小镇子里，我们都能看到分成小队的男子在接受军事训练，各自从不同的训练阶段逐步成长为佩戴钢盔、装备精良的真正士兵。
我们到达长沙的时间是当地的两所大学刚遭到无耻轰炸的那天下午。此次轰炸不能说是针对市区的，因为大学距离城市还有两英里远，并且附近没有任何一个具有军事性质的场所——除了离大学的建筑物一段距离处堆放了一些存放着汽油的容器可以算是“军事储备”。据我们掌握的第一手信息，这个故事的情节大概就是这样的——
那原本是一个美丽的星期天下午。人们纷纷去山上采花、晒太阳，期待在大学周围的田园风光中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在大学的建筑物和长沙市区之间还有两个大型的池塘。当人们正乐不思蜀之时，从美丽的蓝天间突然冒出来27架飞机，开始有条不紊地朝着大学的建筑物投下大量的炸弹。建在历史悠久的湖南大学校园中的美丽的图书馆被炸毁，其中的许多书籍、小册子和原创手稿都具有无可替代的珍贵价值，也随之化为灰烬[5]！炸弹中含有灼热剂，造成了数百人被烧伤，好在其余的人完全没受到伤害。50多个平民因此而丧生，超过200人需要医院的治疗，而这还没包括那些被灼热剂烧伤的人。
这次的轰炸远远超出了人们的理解范畴：日本人为何要来到这个内陆城市轰炸一所与战争不相干的大学？哦不！是两所大学！还有一所是从被占领区迁来的大学，现在暂时在古老的湖南大学附近寄居[6]。
我们离开长沙后，便很快开始沿着贵州省的边界高速前进了。在这里我们发现高速公路的状况截然不同：贵州人对道路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及湖南人。
贵州公路的梯度设计得不好，急转弯太陡太急，路面也不够平整。在一些道路太狭窄、汽车无法会车的路段，我们不得不采取分组限行的方式以确保车辆正常通行：一组车辆通过了一个特定的地点后必须等待，当得到允许通行的指令后才能一起去往下一个地点。
滇缅公路之二十四道拐
拍摄时间：不详
照片档案号：1999.001P/1375N
这一路行来，有一幕难忘的场景在我们的记忆中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成群结队的大学生，有男孩也有女孩，完全徒步赶往贵阳和昆明——那里有他们大学的临时寄居地。由于被侵略者驱逐出了自己的大学，这些孩子从全国各地，历经千辛万苦，长途跋涉赶往他们各自的大学新近设立在贵阳和昆明这些地方的聚集点。日本人企图毁灭中国的教育体系，但显然中国政府是绝对不会容许他们得逞的，因此日本方面正在采取一种非常手段来打击中国人的信心和士气，并试图使中国政府丧失领导力。最近在上海，人们目睹了赫尔曼·刘被谋杀的事件[7]。刘不仅仅是中国，也是整个东方教育界优秀的领军人物之一。具有如此影响力的教育界领袖被侵略者肆意杀害这一事实，令每一位中国教育界的知名人士都惊觉：自己处于被监视之中！并且可以预料，一旦落入敌人的手中，自己的结局恐怕会很不妙。
贵阳，这座以往的非重点小型城市，现在正充斥着如同蜂群般繁忙活动的人群。在这里有一所新的临时大学正在建设中，政府正在坚决地促成它的成功运转[8]：其所有的教师和学生都已到齐，他们会在夏天正常行课，以赶上此前由于从自己原本的校舍被迫疏散而落下的课程。面对成为难民学生这个事实，学生的精神面貌都还不错，表现得积极而乐观，都笑着自嘲为难民。不知在历史上能否有任何一个阶段，是可以和眼下中国教育界的现状相提并论的？
我们没有前往昆明，但我们知道那里已经建立了一所大型的大学来收容那些迁徙到如此遥远的西部的落难学生。
我们通过贵州的高速通道前往重庆，不过，其通行速度没有在广东那么快，其设计布局也不如广东的严谨。但是我们一路上遇到的天气都很好，路基大体也还平整，除个别地方不得不非常缓慢地行驶以外。
重庆一如既往，除有一所临时大学[9]在那里会同当地大学一起办学。中国政府已将它的一些办公机构迁移到重庆，我们因此有幸见到了一些身居高位的官员。美国扶轮社[10]在重庆成功地建立了第4471号分社，我们也有幸出席了在其俱乐部举办的活动并发了言。
华西协合大学附属医院新建的服务大楼（由金陵大学作教学与办公使用）
拍摄时间：不详
照片档案号：1999.001P/3234
在成都华西坝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拍摄时间：不详
照片档案号：1999.001P/3256
在四川工作40年纪念聚会 ( 从左至右：林则、胡祖遗、米玉士、胡祖遗夫人、高文明夫人、米玉士夫人、高文明、苏继贤、宋道明夫人、宋道明 )
拍摄时间：不晚于1956年
照片档案号：2000.017P/1088
齐鲁大学教师
拍摄时间：1940年5月
照片档案号：1999.001P/2313
齐鲁大学
拍摄时间：不详
照片档案号：1996.098P/10N
校园真是一份巨大的喜悦！尤其是看到它已演变为一个教育工业方面的“蜂巢”。目前有28所大学在成都正常运行，这意味着在四川省的这个城市中有26所难民大学共存。你们至少可以想象到一点点，在我们的校园里同时有6到8所大学一起合作的场景吧！那些能容纳所有学生的惊人课程，得以联合教学的方式才能完成；大家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方案，以确保各院校的工作能正常进行。这种状况不能不令人觉得，这仅仅是日本给这个国家造成的各种可怕混乱中的一个。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但凡日本人能有机会看一眼这里的人们是如何淡定地面对这种困境的，他们应该会深感受挫，肯定会重新考量目前的计划。日本人真的需要借来一双慧眼，否则怎能看得清眼下斗争的唯一结果，那就是侵略者必将垮台。他们最终的不幸结局只能是：亲手将自己的国家拖垮，并有很大可能会眼睁睁目睹自己末日的来临。
我们在成都已经重新回到与大学相关的日常工作和教区通常的活动之中了。这封信写到这里也就此打住——希望在未来的某个日子，我们能再次给你们讲述这些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故事。
我们希望，在这份闲聊式的流水账游记中，你们还能找到一些感兴趣的话题：关于我们的这次长途跋涉，从香港到成都，仅差两英里就足足走满了2000英里的旅程。
致以我们最美好的祝愿。
你们最诚挚的朋友：高文明（W. Crawford）
四川成都
1938年5月29日
背景资料：
淞沪会战是抗日战争开始以来，中日之间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战役，战斗异常惨烈。上海最终还是沦陷了，但中国军队表现出来的坚定决心，在抗日战争中是少有的。尽管损失远远超出了中国政府的预期，但它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尊严，也表现出了中国人的精神，他们“无愧于他们的祖先”，也赢得了西方国家的敬佩和同情。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主要大学被迫迁往内地。华西协合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等五所具有教会背景的私立大学在成都华西坝联合办学，史称“华西坝五大学”。华西坝成为当时中国医学教育和研究的中心。
1 加拿大传教士到四川有经上海走长江水路的传统。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开始，事态迅速蔓延。蒋介石和他的高级顾问们决定把战争的主战场从华北转移到上海。8月13日，淞沪战役打响，持续了三个月。11月初，上海沦陷，长江沿线城市成了主要战场。加拿大传教士到四川只有选择经香港，由陆路进入四川。
2 尽管1938年英国在欧洲推行绥靖政策，但在亚洲，英国愿意支持中国与日本作战。“中国正在为所有守法的国家打一场战争”，这是英国哈利法克斯勋爵在该年5月的评论。
详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521页。
3 战争时期，中国输入品中的大部分是通过这种所谓的走私交易进入中国的，这部分商品数量相当大，许多日本人也参与这种“合法”贸易。
详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563页。
4 1938年初，中国已感到国际地位正在提高，得到了更多国家的帮助。事实上，苏联在当时提供了比西方国家更多和更主动的军事帮助。
详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518~519页、第573页。
5 1938年4月，日军飞机轰炸位于长沙的湖南大学。当时华中、华南地区最大的湖南大学图书馆被炸毁，中外名籍荡然无存。所幸中央博物院南迁于此的珍贵文物已于一周前迁走。
6 即暂居于岳麓书院的长沙临时大学，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成立，后西迁至云南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7 即刘湛恩，时任沪江大学校长。他是沪江大学第一任中国籍校长。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被推举担任上海各界人民救亡协会理事、上海各大学抗日联合会负责人、中国基督教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等职。1938年4月7日，刘湛恩上班之际，惨遭日伪特务暗杀，以身殉国。
沪江大学是有浸会背景的教会大学，现为上海理工大学，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都有沪江大学的血脉。
8 战争时期，西迁贵阳的著名大学就是上海大夏大学，该大学曾被誉为“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与光华大学合并成立）。香港中文大学也有大夏大学的血脉。
9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中央大学顺利西迁入川，校址设在重庆沙磁文化区（沙坪坝）松林坡，史称“重庆中央大学”。
10 扶轮社是历史悠久的国际服务性社团组织。1905年，由保罗·哈里斯创立于美国芝加哥。
抗战时期，扶轮社在难民救护、医疗救助等方面做了大量慈善救助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