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理性与自由主义神学

自启蒙运动以来，对“启示”的不同理解构成了近代西方基督教思想史的主轴。首先，随着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欧洲的人文与技术科学有了突飞猛进，理性不断抬头，至终演成了理性主义，开始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在宗教信仰上另辟蹊径，将理性置于教会权威及圣经之上，成了衡量与批判真伪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与启蒙理性——就是建立在经验科学基础上的理性思维，相背离的成分，诸如神迹奇事等统统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里。既然圣经已经不再是昔日的权威，那么人们只有将基督教建立在经验理性的基础上，而“自然神论”就成了它的初熟之果。 

由于教会与圣经的权威已经被启蒙理性所打破，想再回到之前的传统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故此，另有一些思想家便沿着启蒙理性的思维，想要借此突破自然神论的僵局。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与《实践理性批判》，在他看来，经验理性并不足以构建基督教神学，自然神论便是无效，因为经验理性只能对可经验的对象有所认知，而上帝是超越时空的，并不在人的理性可经验的范畴之内，因此是行不通的。在批判完经验理性后，康德将目光转向了实践理性，虽然实践理性也无法直接将人带到上帝面前，却可以构成某种合理的宗教哲学。康德的办法就是从实践理性推出它所要达成的至善之境，再根据这一点假设“上帝的存在”、“灵魂的不朽”与“人的自由”是达成至善之境必须有的三要素。康德在推翻了自然神论后，亦只能将基督教建立在一位被假设的上帝之上。

另一位思想家施莱尔马赫就比他更进了一步，因施氏转向了比实践理性更深一层的构成人性的要素，即“人类普遍存在的对绝对的依赖感”。在他看来，宗教既不是科学主义——自然神论，也不是道德主义——康德的宗教哲学，而是敬虔主义——跟人的宗教情感息息相关。这种对绝对的依赖感在信仰团体——基督教会中，是可以经共鸣而得以被放大，以至能强烈地感受得到。施氏将耶稣视为最最具有此种宗教意识的人，基督教会就是由一批追随耶稣的宗教意识的人组成的。

总之，施氏乃是从存在于普遍人类中的经验推论出一套完整的基督教信仰要义。在他之后还有一位思想家，叫立敕尔，他沿着施莱尔马赫的路继续前行，将宗教信仰视为是一种与价值判断而非与事实判断相关的事物。他的用意就是想要以此来避开经验理性对基督教信仰的批判。可以说基督教自由主义神学的传统就是由施莱尔马赫与立敕尔两位大师所开创的。 

自由主义神学从人的经验演绎整个的基督教信仰要义，所采的完全是“人而神”的基督论以及“自救救人”的救恩论。对于持自由主义神学立场的人而言，“启示”是内在于人性之中。“启示”乃等同于“人对绝对的依赖感”或“人的宗教意识”。然而，这种感觉毕竟是模糊的，并未清楚指向圣经中的上帝。如果单由这种特殊的感觉构建信仰要义，那么基督教神学的规范性便无从确立了。所以，自由主义者的做法通常是将人的经验加在耶稣的身上，然后把耶稣说成是此种宗教经验的集大成者。这样一来，基督教既成了人类最高的宗教，又不至于将其他宗教排除在外。不过，既然耶稣只是在宗教经验集大成者的角度被称为上帝之子，那么又如何确保他的经验是独一无二的呢？也就是说，自由主义神学因其缺乏真理的规范性及对人性的毫无批判的肯定，将无法确保基督教的独特性，甚至到最后连耶稣基督的独特性都将丧失尽净。因为立敕尔已经断言，基督教信仰并不关乎“事实判断”，既是如此，对于耶稣这个人历史性如何便显得无关紧要，重要的不是耶稣，乃是基督。将“耶稣”与“基督”分开，导致“耶稣”的独特性被彻底否定，而“基督”的名号则可以被肆无忌惮地滥用在任何一个所谓的伟人身上。难道德国教会对希特勒的推崇不正是源于德国教会在信仰上的沦丧吗？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浙江一名传道人，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