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候大家在基督里平安！我们接着《从湘江到北京——“教员”视野下的基督教》（一）（二）（三）来继续了解“教员”对基督教的观点和理论。本次我们从“哲人襟怀：毛泽东宗教观的当代价值与历史省思”这个主题进行分享。
这个时期最具特色的是毛泽东提出“宗教是文化”，其命题具有三重内涵：1.文化—伦理功能：提高道德、服务社会；2.政治—统战功能：团结信教群众于爱国主义旗帜下；3.学术—认知功能：写哲学史、文学史、世界史必须“批判神学”。
在处理宗教问题的过程中，毛泽东的一些工作细节，足见他对宗教徒的尊重。1950年9月6日，华东局统战部向中央上报了基督教“三自宣言”签名运动的各方反映情况。9月8日，毛泽东将报告批给周恩来，并写道：“此事不宜太急，太硬性，致失去团结较多的人的机会，造成对立。”这就是老人家作为一个伟大的教员的高明之处、智慧之处。1956年2月，他同藏族人士谈话时，强调指出：“人们的宗教感情是不能伤害的，稍微伤害一点也不好……这件事不可随便对待。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还会有信仰。”这里看不出来作为一国的领袖、唯物主义者，对宗教信仰带有丝毫的偏见和极左的观点。
“教员”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更是一位尊重历史、尊重其他信仰的伟人。据毛泽东警卫员孙勇回忆，毛泽东于1954年春节期间到杭州南高峰登山，并在山顶道观全神贯注一口气读完了一本经书。下山时，毛泽东女儿李讷不解地问，一个老和尚的破书有什么可看的？毛泽东不高兴地回答说：那不是破书，是经书！他还耐心地说，这个寺庙是道观，庙里的人叫道士，他们信仰道教，道教是中国人创造的、土生土长的。穿黄衣服、剃光头的和尚信仰佛教，佛教是从印度传到中国的。在中国流传的，除道教、佛教外，还有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有不少的信徒。我们一定要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习惯。
“教员”对待基督教的态度从湘雅医院也可以感受到。
湘雅医院（现为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建立与基督教背景的传教活动有密切关系，毛泽东对其非常信任，评价甚高。他之所以如此信任湘雅，因为他早年即与“湘雅”过往甚密。毛泽东的第一个儿子在湘雅出生，妻子杨开慧也曾在这里治病。
1922年10月24日，当杨开慧生长子毛岸英时，他们就选在湘雅。杨开慧与毛泽东夫妻感情笃厚。事关母子安危，毛泽东能将大小两人之生命维系于湘雅，可见他对湘雅的医学技术是完全信赖的。
还有一年，湖南农村闹痢疾，时任湘雅医学院校长的颜福庆用西医的方式治疗，效果极好。因此，他的美名传遍乡里乡外。有一天，下着瓢泼大雨，门诊处突然来了一个年轻人，高个儿，身披蓑衣，头戴斗笠。他背着身患痢疾的妻来求医，两人全身湿透，女的脸色灰白。病人本已患痢疾，再受大雨风寒，雪上加霜，危在旦夕。颜福庆见状，也顾不得雨水扰人，急扶病人上床，进行抢救。在颜福庆精心治疗下，病人日见好转，家属高兴，颜福庆自然也高兴，颜福庆还免收了病人所有的医疗费用。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宴请全国知识界知名人士。宴席上，毛主席特地点名颜福庆，请他坐到自己的右边。酒酣时，毛主席饶有兴致地谈及当年他背夫人杨开慧求医的往事，也许是颜福庆救治过的病人太多，故而一时想不起来，经毛主席再三提醒，才依稀记起这淡忘了的一幕，他想不到自己治愈的是毛主席的夫人杨开慧，更想不到毛主席还记在心中。
1955年7月，毛泽东审阅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陆定一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时，将“不管自己是唯心主义者或是唯物主义者，都应该积极赞助和不要反对现在正在进行着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这一段话删去，并在批语中写道：“要求资产阶级和宗教信徒积极赞助和不反对马克思主义，是很难的。”他还把发言稿中“我们也应该在广大的青年群众中、妇女群众中、学生中、工人中，积极宣传无神论”这一段删去，说：“这一点可在另外的地方讲，暂时不要在这个会上讲。”这些修改也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站在统一战线的高度，在涉及宗教信徒的工作中的谨慎态度。
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不仅因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重要内容，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他视宗教徒为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在毛泽东看来，宗教工作就是群众工作。为了做好信教群众的工作，他倡导共产党人认真研究各大宗教。1961年1月23日，毛泽东与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中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国务活动家，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等职的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说：“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信教，我们不懂得宗教。我赞成有一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中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是不行的。”1963年12月20日，毛泽东批示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
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强调不同信仰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能使用简单粗暴的处理手段。1957年2月27日，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宗教工作就是群众工作的观点，毛泽东在会见外国共产党领导人时也多次提及，表明这是他的经验之谈。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访问苏联期间会见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毛泽东在会谈中问他，意大利共产党对罗马教廷的态度怎样?听完回答后，毛泽东说：“你们一面反对教廷干涉政治，主张政教分离，一面不提出打倒宗教的口号。好，灵活。宗教既已存在，提出打倒的口号就会脱离群众。”1959年10月，毛泽东会见赫鲁晓夫时说：“我看，共产党人进教堂，只要群众去，是可以的。”1964年5月，他接见秘鲁等拉美国家两个共产党学习代表团时，就秘鲁农民信多神教的问题指出：“一开始就叫群众去反对宗教，宣传什么‘我们是无神论者，你们信神我们不信’，那不行，群众就会和我们闹翻。群众觉悟是逐渐提高的，要群众丢掉宗教需要很长过程，信宗教不等于不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发展中国共产党与基督教界的统一战线。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具体到宗教问题来说，中国共产党认为世界观上的对立，并不意味着政治上完全对立。
1931年“九一八”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了抗日救国，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向中国国民党、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回教徒联合会、全国公教联合会等发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强调“不管我们相互间有着怎样不相同的主张与信仰，不管我们相互间过去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大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的共同要求”。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和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菜谈话时说，虽然中国共产党信仰共产主义，“国民党员中有许多是信仰资本主义的，有许多还信仰无政府主义，有些人则信仰孔子主义、佛法主义、基督主义”，但是“只要当前革命政纲取得一致，即构成了团结救国的基础，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国难。”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描绘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中，强调“一个主义”行不通，认为“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现在封建阶级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有资本主义，佛教徒有佛教主义，基督徒有基督主义，农民有多神主义”。他还指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这样一来，就把中国共产党与宗教界建立统一战线，既要看到共同的努力方向，也要看到彼此的独立性，绝不能把政治行动上的统一与思想信仰上的统一混淆了。1942年3月，毛泽东专门就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指出：“党员及党组织不得任意地无根据地怀疑党外人员，必须从友谊中细心了解自己周围的每个党外人员的历史和特性，细心了解他们对人民、对我党及对工作的意见和要求。对于他们的宗教信仰、思想自由及生活，而是可以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实现团结合作的轨道”。
教员在此方面亲自奠定了理论基础。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提出，可与宗教徒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1939年周恩来在汉口会见基督教领袖吴耀宗，首次系统阐述中共“尊重信仰自由、合作抗日”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公教联合会等基督教宗教团体响应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号召，宗教界人士参与根据地建设，甚至加入红军。
1945年至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宗教界实现了政治联合的制度化，其中包括政策落地：中共在解放区明确保障基督徒的选举权、入会权（工会、农会），如1948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规定“不分宗教信仰均可入会”；政治吸纳：1949年新政协筹备会中，宗教界民主人士占7席，吴耀宗等基督教代表参与《共同纲领》制定。
自1949建国初期，吴耀宗三次进京向毛泽东的汇报中国基督教的情况，主要集中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围绕基督教如何适应新政权、实现“自治、自养、自传”的核心议题。
1949年1月，中共中央邀请吴耀宗等宗教界代表北上，共商建国大计。由中共香港分局安排，吴耀宗经朝鲜进入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这是吴耀宗首次与毛泽东、李维汉等中共领导人会谈，确认中共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并同意基督教应支持新民主主义路线。吴耀宗作为宗教界首席代表之一，参与政协会议，提出基督教界代表名单，并推动教会与新政权合作。
吴耀宗第二次进京是在政协会议结束后，他组织基督教访问团（包括青年会、女青年会、中华基督教会等）赴各地调研教会情况，最终于4月抵达北京。期间周恩来三次接见吴耀宗一行，讨论教会面临的实际困难与政策方向。吴耀宗向周恩来提交了100多件地方干部侵扰教会的个案；强调教会希望摆脱帝国主义控制，实现“自治、自养、自传”；周恩来认真听取汇报，并指出教会困难与其历史上与帝国主义的联系有关；强调教会必须先自我革新，才能获得人民信任；提出“三自”原则：自治、自养、自传，摆脱外部势力。为此1950年7月，吴耀宗等40人联名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宣言，推动“三自”运动，至1952年已有37万基督徒签名支持。
1950年6月21日基督教界的《革新宣言》发表后，吴耀宗受邀再次赴京，向毛泽东汇报教会改革进展。
毛泽东评价宣言“甚有力量”，鼓励继续扩大签名范围，并指出“必有人反对”，暗示党内外的阻力；毛泽东对吴耀宗的工作表示肯定，鼓励其继续推动教会适应新社会。
这次会谈标志着毛泽东和中共高层对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初步认可，也为后续基督教界的政治定位奠定了基础。
1950年10月21日，毛泽东致信胡乔木（时任新闻总署署长），指出10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吴耀宗文章《怎样推进基督教革新运动》“可以广播，《人民日报》应当转载” 。吴耀宗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组主任，其文章提到基督教宣言《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发表后，签名运动蓬勃发展，基督教将朝着自治、自养、自传目标发展，为新中国建设努力，《人民日报》于10月22日转载了该文章 。
又如，1951年8月20日，中共南京市委就其在基督教中开展“三自”革新学习与教会民主改革运动的情况，特别是肃清帝国主义影响的方法与经验，总结出一份关于宗教改革工作的报告。9月8日，毛泽东将此件批给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并写道：“此件很好，请印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及其管理宗教事务的机关，并于文前加上几句介绍的话。”根据这个指示，中共中央于9月13日转发了这个报告，并在批语中强调南京市委“关于进行基督教工作的方式和步骤的经验，很值得各地学习”，“望各地宣传部、统战部、公安部、外事处、宗教事务处注意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不是简单地反对本国宗教的对外交流，不是完全割断宗教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更不是违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而是贯彻政教分离的要求，不允许宗教成为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工具。”1954年12月11日，毛泽东同缅甸总理吴努谈话时，指出：“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的土地上去建立军事基地，附带军事和政治条件的援助和贷款，在另外一个国家建立的宗教机关进行间谍活动等，都是干涉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与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也密切相关。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对于基督教实现了政治整合和文化重塑，在政治整合方面，通过基督教“三自”运动将基督教纳入国家意识形态框架，消除帝国主义影响；在文化重塑方面，推动基督教从“洋教”向“中国宗教”转型，如上海教会强调“基督教中国化”的历史使命。与此同时在宗教策略有中国的特点，如主体置换：由基督教爱国领袖主导革新，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如资金、法律保护），避免直接行政干预；话语转换：将“宗教信仰自由”与“爱国”绑定，如《共同纲领》第5条既保障信仰自由，又要求宗教活动“服从国家利益”。这样，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以“反帝”为旗帜，赢得基督教民族派的合作；建国初期，通过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完成从“统战”到“制度整合”的过渡，使基督教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力量的一部分。这一过程体现了中共统一战线的灵活性。
还有一则值得关注的回忆史料是，毛泽东1965年6月在上海同周谷城、刘大杰等谈话时明确表示，“唯心主义的东西”要搞，“不研究唯心主义的东西，唯物主义怎么能发展”。他还认为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应该有宗教课”，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世界上很有影响，佛教在亚洲有影响。毛泽东还说他已经看了三本佛学著作，并表示“还要继续看”。他强调宗教研究很重要，不研究宗教就“不懂得文化发展史”。联系毛泽东在批示中说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文学史或世界史，应该更多强调的是宗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体现了他的“宗教是文化”这个观点。对此，任继愈还提出，理解毛泽东批示的意义，应当不限于哲学史、文学史、世界史，而是要“充分认识真正重视宗教与一切上层建筑之间的密切关系”，要“看到宗教这种意识形态已经成为过去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中的一部分”。（刘大杰：《一次不平常的会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毛泽东在上海》中央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1958年，中苏之间由“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引发了一场严重分歧，根源就在于毛泽东绝不允许外国借机插手中国事务。对自己的盟友和“老大哥”尚且如此，更何况对有过前科的其它国家呢?这一年的11月24日，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第2532期上，转引了中央社纽约11月22日的一则消息，说“美国新教领袖们”通过一项声明，赞成美国承认中国共产党并且接纳它进入联合国。”这是美国基督教界对于新中国的一次根本性转变。
这就是教员高瞻远瞩、与众不同的伟大之处！
从湘江到北京，少年时期曾经有过对佛教认识的经历，青年时期对“大本大源”的探索，使毛泽东很早就对宗教问题有所思考，提出不少个人见解。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后，他仍然高度重视宗教问题，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宗教实际相结合，提出一系列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在宗教理论发展史上书写出属于自己的篇章。
从湘江到北京，毛泽东一生都在阅读、对话、思考基督教。其思想遗产，既包括延安窑洞里的圣诞贺卡，也包括宪法文本里的信仰自由，更包括“宗教是文化”的深刻洞见。今天，我们推进基督教中国化，理当回到这一历史现场，汲取智慧，避免覆辙，在新的时代处境中“爱国爱教、荣神益人”。
总之，毛泽东关于宗教问题的思想，包括对基督教，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发展方向，走出了一条正确认识和解决宗教问题的道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宗教理论和宗教策略，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
我们不可否认，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夺取全国政权胜利后， 1950年代后，毛泽东将宗教消亡视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1957年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提出"宗教最终要消亡"的命题，但强调"不能用行政命令消灭"。大跃进时期通过"科学破除迷信"运动（如1958年浙江平阳县用广播批判"灶神崇拜"），试图以生产力发展消解宗教根源。这种实践陷入矛盾：既承认宗教消亡的长期性，又以群众运动方式加速其衰亡，所以导致了我们众所周知的文革时期"消灭宗教"的极端化，如砸毁寺庙道观和教堂，有的教产被没收，有的基督教传道人受迫害，甚至致死等。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留下“宗教是文化”“宗教工作就是群众工作”两大遗产；同时，以行政手段“消灭宗教”的教训也提醒我们：任何宗教政策都必须尊重信仰规律、群众意愿和法治轨道。
不过这些是非主流，历史证明：任何宗教政策若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强制或逼迫，都可能重演"消灭—复兴"的钟摆效应。
我们今天重温、分享和探讨毛泽东关于宗教问题的思想，特别是着重于基督教方面，是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的。他的宗教思想阐明了宗教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和社会作用等宗教的基本问题，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宗教思想以及宗教工作的实践经验，对认识和处理中国革命、建设时期的宗教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今天仍有重要价值，也是对于我们走于基督教中国化和坚持中国化方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培育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理念，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义教规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在信仰和社会实践中扎根中国文化沃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处境中传扬福音、见证基督、办好教会，增强我们的信心，爱国爱教、荣神益人，持守我们的信仰，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和书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438页。
2.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高菊村、刘胜生等：《青年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8.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
9.陈晋《毛泽东之魂》（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10.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13.毛泽东：《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一书的批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14.《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中央文献出版社。
15.《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6.《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17.康志杰、陈思：《毛泽东对世界三大宗教的解读和研究》2013年
18.中国基督教两会：《基督教爱国主义教程》2006年版。
19.《毛泽东的宗教观研究 专著》毛胜著1982年版。
20.刘建武：《毛泽东研究报告》2019年版。
21.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22.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3.尚庆飞。张明主编：《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当代进展》，南京大学出版社。
24.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二版，黄乐山译，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
25.《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期，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26.任远、任重：《一份谈话记录和半个世纪的演绎》。载《中华读书报》2016年4月
27.竹风：《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28.毛泽东诞辰122周年 | 毛泽东与湘雅不得不说的几个故事（中南大学）等。
（本文作者为福音时报特约撰稿人，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