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五千年的深厚底蕴，使得儒释道思想早已深深融入民族精神的血脉之中。而基督教，自近代传入中国伊始，无疑带有鲜明的异域文化色彩，甚至在部分人眼中，还因西方列强的入侵而蒙上了一层阴影。那么，究竟为何“耶稣受难”这一饱含痛苦、牺牲与救赎意蕴的叙事，竟能引发中国现代作家的广泛共鸣，并被他们如此不遗余力地书写呢？
让我们先回溯故事的根源。《圣经》启示我们，“耶稣受难”绝非偶然的横祸，而是源于上帝至爱洪恩的救赎大计。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并非为了享受尊荣，而是甘愿担当世人的罪孽。祂毅然被钉在十字架上，承受着难以言表的肉体与灵魂之痛，以自己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使我们这些原本与上帝隔绝的罪人，得以与上帝和好，重回天父温暖的怀抱。这是何等浩瀚无垠的大爱，又是何等震撼人心的牺牲！
这份爱与牺牲，宛如穿透黑暗的真光，能够跨越任何文化与语言的壁垒，直抵人心的最深处。中国现代作家们，或许并非完全认同基督的信仰，但他们无一不是拥有敏锐心灵的艺术家与思想者。当他们中的部分人面对“耶稣受难”的故事时，仿佛面对一面映照时代与人性的镜子，从中洞察到他们所处时代的种种困境，并展开了某种程度的解读。
让我们略略一睹冰心、鲁迅、徐志摩、艾青、茅盾等现代作家的文学天地，探寻他们笔下风格各异的“耶稣受难”图景。这些作家并非复述《圣经》故事，而是在作品中融入了他们对时代、对人性的独特体悟与见解，从而赋予“耶稣受难”这一古老叙事以各自的时代内涵。
以冰心为例，她的祷告诗《客西马尼花园》与《髑髅地》，字里行间洋溢着宁静的虔诚与敬畏。在她笔下，耶稣基督是圣洁完美的化身，祂默默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却依旧坚定地向上帝发出诚挚的祷告：“父啊，只照着你的意思行。”这是一种顺服，是对天父旨意的信靠。冰心的作品，或许更侧重于抒发个人化的信仰情感，赞美耶稣基督高尚的德行。
然而，当我们翻开鲁迅的《野草》，品读那篇发人深省的《复仇（其二）》时，感受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氛围。鲁迅先生的文字，犹如冰冷的利刃，锋利且冷峻。他笔下的“耶稣受难”，似乎褪去了神圣的光环，更多地呈现出一种令人窒息的人性悲剧。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并非为了救赎世人，而仿佛是一场毫无意义的徒劳牺牲。环顾四周，围观的人群非但没有悲悯之心，反而冷漠、嘲讽，甚至充满敌意。
鲁迅的解读深深烙印着时代的局限性。在那个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年代，鲁迅先生敏锐地洞察到社会的阴暗面，深切感受到人性的冷酷与绝望。他借“耶稣受难”的故事，或许正是为了淋漓尽致地表达对现实的批判与反思，以及对那些在黑暗中苦苦挣扎的心灵的深切悲悯。
然而，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鲁迅先生的解读恰恰遗漏了“耶稣受难”故事最核心的意涵——永恒的救赎与荣耀的盼望。十字架绝非仅仅是痛苦与死亡的象征，更是复活与新生的开端。基督的牺牲并非毫无价值，而是为了将全人类从罪恶的权势下拯救出来，带给所有信靠祂名的人永恒的救恩。或许，鲁迅先生的笔触能警醒人们正视苦难的真实，警惕人性深处的幽暗，但我们绝不能因此动摇对盼望的坚定持守，丧失对救赎的确信。
徐志摩的《卡尔弗里》，则以更具戏剧张力的视角，生动描绘了耶稣受难时喧嚣骚动的场景。诗人仿佛化身身临其境的看客，置身熙熙攘攘的人群，亲眼目睹这场震撼人心的历史悲剧。他满怀同情地注视着耶稣的遭遇，义愤填膺地谴责犹大的背叛，痛心疾首地斥责法利赛人的虚伪。
然而，当他听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发出那句令人费解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时，不禁感到无比震惊与困惑，甚至用“毛骨悚然”来形容内心感受。徐的反应，或许代表了许多人对基督教“爱仇敌”之教导的困惑。
在世俗观念中，公义往往意味着报应，宽恕似乎常被视为软弱与不公。然而，基督的爱远远超越世俗的公义标准。祂的爱不仅惠及朋友，更泽及仇敌；祂的宽恕并非纵容罪恶，而是为了医治破碎的心灵，带来人与人、人与上帝之间的和解与复兴。这“爱仇敌”的教导，虽难以被世人理解，却恰恰是基督教信仰的独特之处，也是基督福音不可思议的大能所在。对于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而言，难道不正是基督那长阔高深的爱与无条件的宽恕，使我们挣脱罪的捆绑，获得充满盼望的新生命吗？我们又有何资格拒绝将这份宝贵的爱与宽恕施予那些曾经或正在得罪我们的人呢？
艾青的叙事长诗《一个拿撒勒人的死》，为“耶稣受难”的故事赋予了鲜明的时代色彩与深刻的革命意涵。他笔下的耶稣，不再仅仅是忍辱负重的受难者，更是为了劳苦大众的福祉英勇献身的“革命先驱”。他满怀激情地憧憬着即将到来的光明未来：“荣耀将归于那遭难的人之子”，热切期盼着“盲者、病者、贫困的人们”终将寻得“他们自己的天国”。艾青的解读，显然深受那个时代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他将“耶稣受难”这一古老叙事转化为社会抗议与乌托邦理想的象征。
对于生活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基督徒而言，艾青笔下充满革命激情的耶稣，或许会引发内心深处的共鸣。他的诗歌有力地表达了人们对社会公义的渴望，对更美好世界的向往，以及对受压迫者最终获得解放的热切期盼。这或许会激励我们更深入地思考信仰的社会责任，思考关爱社会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使命，并努力活出基督兼具公义与慈爱的精神。
然而，我们也要保持属灵的警醒，切勿将属世的国度与上帝的永恒国度混为一谈。基督耶稣的国度并非地上的政治实体，而是属灵的国度，它首先存在于每一位信徒心中，并将在基督荣耀再来之时完全实现。我们固然要积极关怀社会，但更应将永恒的盼望完全寄托于永不朽坏的天国，而非短暂易逝的世俗政权。艾青的解读或可激励人们积极投身社会行动，但我们基督徒必须时刻铭记，一切社会参与都应深深扎根于福音真道，以爱与真理为指引，并最终导向永恒荣耀的上帝的国度。
茅盾的短篇小说《耶稣之死》，以更为宏阔的历史视野与浓厚的政治色彩，描绘了“耶稣受难”的历史背景与社会冲突。茅盾着重强调耶稣与法利赛人之间的尖锐矛盾，将耶稣塑造为勇于揭露宗教机构虚伪与腐败的社会改革家。他笔下的耶稣，与其说是具有神性的救世主，不如说更像具有批判精神的社会改良者，祂勇敢地挑战当时的权势，为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奔走呼号。借由耶稣之口，茅盾辛辣地批判了当时的国民政府，甚至预言了它的必然衰败。
矛盾笔下的故事有力彰显了基督教信仰挑战社会不公、向掌权者发出先知性呼声的内在力量。在当今世界，基督徒应如何发出独特的先知之声？应如何承担起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为社会公义与公平摇旗呐喊？然而，我们更必须时刻谨记，基督的国并不建立在地上。
虽然我们蒙召要成为世上的盐和光，但首要的忠诚乃是对上帝国度的全然委身；最强大的武器并非政治权谋，而是能够转化人心、更新生命的福音大能。全球的基督徒都应务必确保，一切政治参与都应深深扎根于谦卑的服侍、无私的爱，以及对基督真理至死不渝的委身。
这些中国作家以各自独特多样的笔触，与“耶稣受难”这一亘古流传的叙事展开深入对话。他们从中看到人类的苦难、社会的不公、政治的压迫，以及人类对意义与盼望永恒不息的追寻。作为今日的中国基督徒，我们继承了这份既丰富又充满挑战的文学遗产。通过了解这些文学解读，审慎分辨其中的洞见与局限，也必将发现，基督信仰与我们所承载的中华文化传统之间，存在许多意想不到的连接点。
或许，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将由此受到激励，在今日的中国，更加忠实、勇敢且贴合时代地活出馨香的福音，见证基督那长阔高深的爱与永恒不变的真理。
因为基督的十字架，绝非仅仅是尘封的历史遗迹，而是鲜活永恒的属灵现实。其回响，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回荡，在多元文化中余音袅袅，更在我们每一个渴慕救赎的灵魂深处，激荡起永不止息的共鸣。愿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在尘世的旅程中彼此携手同行，继续侧耳倾听这些来自髑髅地的回响，在时代的喧嚣中辨识救主那微小的声音，并坚定不移地跟随祂，即便穿越髑髅地的幽暗，最终也能步入那复活的荣耀之光！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浙江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