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传教士在登州（系列之七）——晚清山东长老会学习汉语和见习布道的重要基地——登州长老会
美国长老会到登州稍晚于浸信会。
长老会，虽然来山东和登州不是最早的差会组织，但发展迅速，辛亥革命前已经是山东最大和最有实力的差会组织了。而登州长老会，既是美国北长老会在山东最早的传教组织，也是美国北长老会来山东的传教士学习汉语和见习布道的重要基地。据不完全统计，从1861年5月盖利、丹福斯两夫妇来，截至日本大举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美国北长老会先后来登州的正式工作人员，确实有据可查居住至少近一年以上者即达86名之多，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在辛亥革命之前特别是1904年之前到登州来的，1904年以后来的仅11位。这一数字，不包括每年夏天到这里来度假避暑的传教士及其家属，也不包括在登州出生和生活的传教士子女。同一时期同一类型到烟台的，确实有据可查者仅55人。
登州长老会差会始建于1861年夏，是年5月盖利夫妇和丹福斯夫妇到登州，6月倪维思夫妇从宁波来，均暂无居所，在先到登州的浸信会牧师海雅西家里落脚，是为登州长老会创设之始。数星期之后，不忍心麻烦海雅西一家，盖利夫妇和倪维思夫妇在海雅西比邻租借修缮了一处住所（事实上只是暂居，不久他们又搬到了东大寺），丹福思夫妇到观音堂找了一间偏屋住了下来，并很快开始了他们的传道工作。据倪维斯夫人说，所以能够这么快就打开局面，是因为他们几对传教士夫妇很快都有了住处安顿下来，这里的人“纯朴、率直，一开始对外国人非常友善”，“传教工作在登州要比在中国南方一些老布道站的进展迅速的多” 。1 倪维思夫妇1854年来华，先后在上海、宁波、杭州等地传教，期间并到日本传教8个月。倪维思夫人到登州之前，已经在中国南方生活了5-6个年头，她对登州的印象，当是有感而发，应该说是对当时中国南北方风土民情的较为恰切的评判。
然而，这似乎过于顺利的局面很快即遭遇了挫折。1861年9月，丹福斯夫人病故，两位男传教士到蓬莱县衙去“要求准予购买适当的地方作为差会的墓地”，结果，“知县爽快地保证他们将会得到任何可被选作墓地的地方”。于是，蓬莱水城附近海边岗地，成了美国北长老会登州差会的墓地，丹福思夫人在这里的坟墓，则是“山东省内第一座基督新教传教士之墓”。2 夫人去世后，丹福思悲伤过度，健康出了问题，于年底返回美国。1862年，梅理士夫妇从上海来加强登州力量，盖利牧师去烟台迎接。盖利夫人与梅理士乃亲兄妹，梅理士的小孩在从上海到烟台的船上即感染亚洲虎疫（虎，音kǔ），盖利在陪伴梅理士一家时，不幸也染上了在当时不易治疗的疾病，未及到达登州，即不治身亡（虎疫，俗称霍乱）。盖利去世，新来的梅理士夫妇及盖利夫人遭受了巨大打击，盖利夫人身心俱疲，随后即带着孩子返回美国，后再嫁了“爱尔兰好莱山的布朗牧师（Androw Brown）”,1894年退休返美定居，与前夫的唯一孩子随她娘家姓，名梅查理（Charles J. Mills）。翌年，倪维思陪夫人返美治病，登州仅存梅理士夫妇二人，“昔日之风集云会，今乃成风流云散。”3
由上可见，登州长老会最初数年间一直处在艰难挣扎之中，并没有稳定的组织和人员。虽然大约在1861年底，“接纳十个人加入了教会”，也就是说长老会在登州城里建起了教会，但是，“紧接着工作人员令人悲哀地损耗殆尽”。在狄考文夫妇到来之前，只剩下梅理士夫妇两个人了。也正因为如此，梅理士在倪维思离开之后，即是登州长老会实际上的负责人，并于1865年起，“一直担任登州长老会牧师”，负责登州长老会事务，直至去世。4
登州长老会真正扎根发芽，逐步发展壮大，终成为美国北长老会在北方新来传教士学习汉语和见习传教的重要基地，是狄考文夫妇来到登州之后。
1864年1月，郭显德夫妇、狄考文夫妇从美国来到登州。初期，两对夫妇与先来的梅理士夫妇都住在观音堂。由于住处过于拥挤，生活极其不便，难以有效开展工作，8个月后，郭显德夫妇迁到了烟台附近的珠玑村。三年之后，梅理士经过努力，在东大寺附近租到房子搬了出去，狄考文则于1867年在观音堂比邻买下了一块地皮，建造了西式两层住宅，经过改造的观音堂，则作为狄考文夫妇1864年来登州当年开办的蒙养学堂之用了。5 从此，登州长老会才逐步走上了正轨。
狄考文夫妇到来之后，对外国人来说，登州的生存生活环境，依然如倪维思夫人所说，与当时中国其他地方比较起来，是相当不错的。如前所述，据狄考文大学和神学院的同学， 后来担任美国汉诺威学院院长的费舍（Daniel W. fisher）也说，“登州人对外人的态度，确实比中国其他许多地方的人甚至直至今天的态度要友好一些”。6 至于倪维思夫人在《我们在中国的生活》、《传道模范倪公维思事略》等书中所说的登州城里以及周围乡村的排外情绪，后来为有的外国传教士所引用，甚至被《郭显得牧师行传全集》的作者概括为“登州之反动力”，大段引用了倪维思夫人的记述：说有人捏造谣言，称“外国人有个暗秘的妙法，或用眼瞅，或是念咒，力大如神，善能迷人，谁随附了他，即由不得自己”；“外国人有迷药，调和在茶里待客，就入了迷顺服”；宣扬外国人的“妖术”、“迷药”，不但在家里使，还到大街上到处使，结果，一时间人们“都不敢买火烧、点心、饽饽面食之类吃了”；宣扬外国人办学校，“在中国召集这些闺女们来喂养，她们胖了、壮了，就预备一只船把她们载到外国去，杀了熬成大烟，或炼仙丹，吃了长生不老”；还有人自己往井里下毒，说这是外国人干的，试图用这些办法把外国人赶走，7 等等。 事实上，这种情况只是一个小插曲，为时很短暂，后世读者往往断章取义了。这段小插曲的主要原因是一些绅士看不惯传教士宣传的基督教，对女孩子上寄宿学校感到不可思议；也有一些老年妇女觉得传教士反对信“佛”、“菩萨”及中国民间各种各样的神是大逆不道，伤天害理，而表现出来的一种对外国传教士及其传教事业的抵触行为。这种情况与传教士由于在登州开展工作过于顺利，因而很快吸引了众多民众对他们感兴趣有关，也与传教士的言论和行为有悖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有关，但却不能说明登州有多大的对外来事物的“反动力”。事实是倪维思夫人自己也说这种情形“几个星期就过去了”。8 连警斋引用的《传到模范倪公维思事略》在叙述了种种“反动力”谣言之后，也用很地道的蓬莱方言夹杂书面语说：“末后，连这些捏造浮言之自己，也不信那些虚诞之词”了。9
总之，在狄考文夫妇到来之后，登州为外国人提供了相当不错的生活和生存条件。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相对和谐的生活生存环境，登州长老会在近代历史上，创下了数个省内乃至全国过的“第一”。其中有开办了“山东第一个学校，也是山东第一个女学校”——登州长老会女子寄宿学堂；10 建起了全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登州文会馆；创建了全国第一所聋哑人学校——登州启喑学馆。首次引进编织西洋花边技术，在全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先推广普及阿拉伯数字及＋、－、×、÷等国际通用数学运算符号，最早系统引进西方音乐、作曲知识教育等等。11
早在1862年秋末，倪维思夫人即在观音堂开办了一所女子学堂，“都是寄宿、管饭，且管衣服等物”。是为“山东第一个学校，也是山东第一个女学校”。倪维思夫妇返美治病时，委托梅理士管理。由于梅理士工作重心在传教，“不十分注意女学，就不免有点不起色”。事实上是一度停办了。1867年，梅理士租到新住处后，即在城东门附近的东大寺重办女学堂，由1866年来登州的狄考文夫人的妹妹邦姑娘（M. Brown）具体负责管理。12 1869年，倪维思夫妇回到登州，13 恰值梅理士夫妇回国休假，遂暂住梅理士处代管这所女学堂（观音堂这时已经成了学校），梅理士返回登州时，他们即迁至烟台。大约在1880年代中期，当登州文会馆已办成大学之后，这所山东第一所女校在“停顿”数年后，租得察院后街一处地方重新开办，改为登州女子文会馆。14 这就是后人回忆的察院后教会女子学校。
除了成功创办男女现代学校之外，登州长老会还把西方现代医学引进了登州。据不完全统计，仅晚清时期，先后到登州的外国男、女医生就不下十余人，其中以医学博士聂会东（James Boyd Neal, M. D.）、医学博士慕维甫（Walter F. Seymour，M. D., 又作慕杂甫）、道阿玛教士（Miss Alma B. Dodds）工作时间较长，成绩较著。早在1871年，医学博士柏德森（J. P. Patterson, M. D.，时人称柏德森大夫）来到登州，设立诊所，主要为传教士及其家属看病，也为普通百姓看病。1873年，医学博士卜立思（S. F. Bliss, M. D., 时人称卜立思大夫）到登州，继柏德森大夫经营诊所。1878年，医学博士克利斯（A. D. H. Kelsey, M. D.，时人称克利斯教士或克利斯姑娘。“姑娘”是登州人对单身女士的称呼）来到登州，在东大寺设立医院，为传教士及其家属和当地百姓看病。办院期间，雇用一名中国助手，据说“见习急救，亦能行医，女士去后，彼则自设医肆卖洋药以西法治病，利市三倍”。1883年，医学博士聂会东来登州续办医院，兼办药房，并培养了6名学生。蓬莱长老会医院在他主持期间，“日渐发达”，本来他有意在文会馆内开办医学专业，但设备及其他条件限制，未能如愿。1890年赴济南负责那里的长老会医疗事业，后出任齐鲁大学医学院院长、齐鲁大学校长。1893年，医学博士慕维甫前来继续经营医院，并开办医校，训练学生和看护，医院较聂会东时又有所发展，直至1918年转赴济宁长老会工作。在此期间，道阿玛教士（Alma B. Dodds）于1910年到登州协助“掌理医院事务，兼开护士训练班，男女并收，成绩甚佳，虽有许多离此而去自谋生活者，然所留之看护士，皆是能手，有入医科大学资格”。道阿玛到登州后，长老会医院先后得到美国塞维朗斯（L. H. Severance）先生和顾德（Miss Helen Gould）小姐捐助11500元美金，院内可容纳病人40，“冬有汽炉，夏有风扇”，还设有手术室和传染病隔离室。15 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医院可说是有模有样了。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已不见登州长老会医院以及医护人员的记载。究竟登州长老会医院何时解体、道阿玛等医护人员的去向等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挖掘史料，弄清真相。
由上可见，登州长老会是美国北长老会在山东的第一个差会，也是山东最早组建的长老会教会。如上所述，美国北长老会在辛亥革命前，已经是基督新教各教派在山东势力最大的教派。大约在1880年代中期，山东长老会已有登州、烟台、济南、潍县四个布道区。1912年，按照美国北长老会纽约总部划分的山东布道区域，已扩展为九个布道区，分别为登州、烟台、济南、潍县、沂州、济宁、青岛、峄县、滕县。四大布道区及后来的九个布道区，都是由登州、烟台这两个布道区逐步扩展而来，各布道区的传教士很大一部分都在登州学习过汉语并见习布道。因此，登州长老会在美国北长老会山东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辛亥革命前后，基督教活动的重心逐渐向大城市转移，像登州文会馆先是迁到交通方便的腹地潍县，而后又迁至省城济南，就是明证。不过，登州长老会在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以前，还相当红火，有外国传教士8名住蓬莱城里，教会学校文会中学、文会小学共计在校生近300名。此时的教会学校虽然遵照民国政府的有关法令，已改由中国人担任校长，但传教士依然担任各科教师。除了教课之外，这些传教士的主要任务还是在城里及四乡传道，此时的登州布道区，包括东至福山县界，西南之平度界“约3500余方里”，黄县、招远均隶属登州教区。16 日本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逮捕英美等国在华人士，其中绝大部分为传教士，美国登州长老会差会至此终结。
注释：
1 Helen S. C. Nevius, Our life in China, New York: Robert Carter and Brothers, 1869, PP.354-355.
2. 同上书，p.347.
3 Robert Conventry Forsyth, Compiled and Edited，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in Some of Its Aspect,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p.193; 连警斋编《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上海广学会1940年版，第150-153页。按：梅查理，随母姓。
4. Daniel W. 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1911，p.72; obert Conventry Forsyth前揭书，pp.229-234.
5. Daniel W. fisher前揭书，pp.74-80.
6. Daniel W. Fisher前揭书，P.71.
7. 连警斋前揭书，第160-161。
8.Helen S. C. Nevius前揭书，P.445.
9.连警斋前揭书，第160-161页。
10. 连警斋前揭书，第169页。
11. 详见下文，引进花边编织技术，参见史直：“中国出生的美国中将赫士及其家族”，《翼报》www.eBao Monthly. Com, 第12期。
12. 连警斋前揭书，第169-171页。
13.《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的作者说倪维夫夫妇“至1867年同治八年始行回华”，1867应为1869之误。同治八年，是1869年，倪维思夫人写的《倪维思传》也记载说他们是1868年12月由美国启程返华，1869年4月到达登州。见Helen S. C. Nevius, The life of John Livingston Nevius for forty years a missionary in China, New York :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895, PP.274-277.
14. 连警斋前揭书，第171页。
15. 连警斋前揭书，第179-180、182-186页。
16. 连警斋前揭书，第546-5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