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传教士的基督教中国化事工

在近代闽南地区甚至台湾的宣教史上，来华的英美传教士为了更好地在当地传播福音，积极与闽南文化对话，创制了闽南白话字，编写了闽南语《圣经》与《闽南圣诗》，谱写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美妙乐章，更是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见证。

来厦门的基督新教大都属于改革宗体系（美国归正会、英国长老会等），他们强调唯独圣经，视其为信仰生活的最高权威，因而鼓励教友常读《圣经》，更好地明白教义，实践信仰。福音刚入厦门时，信徒不是很多。汉文《圣经》及有关书籍也很少，虽然不久在上海翻译的《圣经》汉译本出版。但当时宣教士采取底层传教的策略，受洗入教的信徒大都是劳苦大众，受过教育的不多，甚至有不少是不识字的文盲，很难读懂汉字的《圣经》，进而影响到对真理的了解。

在传教士进入中国的近代时期，厦门的通用语言是闽南语。这种语言起源于泉州，一般认为保留了很多古汉语的语音，并杂糅一些百越语言而成。但该语言在闽南、潮汕、浙南、台湾和东南亚地区等海外华人之间至今还在频繁使用。原因是历史上闽南人的大规模迁徙。来厦的西方宣教士罗啻、打马字、养为霖等人都为了传教需要，学习闽南语，并很快精通了这门语言。为使信徒能够更好的学习圣经与赞美诗，传教士们采用了明末入华宣教士以拉丁字母拼写当地语言的方法，于1850年创造了简明、通俗易懂的白话字。

白话字，即用罗马字母略加变更，制定23个字母，联缀切音。凡是厦门语言，均可拼成白话字。无论男女老幼，只须学习一二个月，便可读写纯熟。聪颖者数天便能通晓。据吴炳耀牧师记载：“白话字虽学者甚易，而创者则殊难，盖新字之法虽创，苦无印刷机器，无从推行。教师不得不躬亲其劳，将字母制成模型令手民刻诸骨角，逐字拼合而印成章句，然后再模诸木片，雕成印版。每著一书，多费时日。”足见白话字初创之不易。

1850年6月，美国宣教士丁韪良（后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即北大首任校长）途经厦门。他晚年回忆到：“罗啻牧师情绪激昂地宣讲了一篇布道文，其中不时地重复‘Ap-ek-le-ap-han’这个音节分明的词组，以至于我以为学到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新词组，在打听它的含义时，我被告知这只是汉语中对‘亚伯拉罕’这个名字的发音。”从丁韪良的回忆中可以看出，闽南白话字在初创时，就已应用到日常的教务活动中。

为了让信徒读经，宣教士用白话字来翻译《圣经》。据统计，《圣经》闽南语译本共32种，31种为白话字拼音，第一个用白话字翻译《圣经》的是养雅各医生，他翻译了《圣经》中约瑟的故事。1852年，罗啻将《约翰福音》译为闽南白话。此后，他们又将《路加福音》（1866年）、《约翰书信》（1870年）、《加拉太书》、《腓立比书》、《歌罗西书》（1871年）、《马太福音》（1872年）翻译成闽南语。1873年，教会完成了《新约》的翻译。同年，三公会（美归正会、英伦敦会、英长老会）决定将《旧约》译成闽南语，此项事工于1884年前后完成出版，1902年重新修订。1908年，白话字《圣经》出版新、旧约，此书被称为“中国仅有的罗马拼音的完全的译本。”（贾立言《汉文圣经译本小史》）。1912年，闽台教会同工在厦门举行会议，决定修订闽南语《圣经》，由英国长老会巴克礼牧师担负这项事工。次年，巴克礼对这部《圣经》进行改译、校订，1916年，完成《新约》。1925年，巴克礼开始《旧约》的改译工作，1930年完工。1933年，巴克礼修订的闽南语《圣经》正式出版。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基督长老会认为，随着时代发展，巴克礼牧师修订的《圣经》用词已无法适应现代人的需要，因此与圣经公会合作，总委会任命闽南语《圣经》翻译小组负责翻译，圣经公会出版。翻译小组经过10年的努力，完成了现代闽南语《新约圣经》翻译工作。尽管随着和合本《圣经》的普及，闽南语《圣经》的重要性已经不如十九世纪那样重要了，目前也就少数台湾地区和东南亚的教会在使用。但其在闽南、台湾地区早期宣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赞美诗是基督徒聚会、灵修时赞美神的歌曲，表达了信徒对神的称颂、感谢与祈求。福音进入闽南后，不少英美宣教士为了满足本地信徒的敬拜需求，投入到赞美诗闽南语化的事工。

1851年，英国长老会宣教士宾为霖来到厦门。他根据律诗格式，将当时英美信徒唱诵的圣诗译成汉语，撰成《神诗合选》。然而，这部圣诗是文言体，很多文化层次低的信徒无法吟唱。于是，英国伦敦会牧师养为霖将这部圣诗改译成白话文，编成《养心神诗》13首，于1854年出版。1857年，圣诗增加到58首，称《养心神诗新编》。1862年，宾为霖又以闽南语编译了《厦腔神诗》，共20首。此后数十年，闽南教会又不断添加《养心神诗》的曲目。

1923年3月1日，第三届基督教闽南大会在泉州南街礼拜堂召开。会上，厦门厦港堂杨怀德牧师提议，“大议会应增订赞美诗以资应用”。他的提案得到闽南大会的批准。于是指派杨怀德、施怜得、陈秋卿、吕约定、王玉如、卢树古、清洁·打马字（打马字牧师大女儿）、倪玛义、和安邻、苏为霖等人组成“增订诗歌委办”，负责圣诗的修订、增减。1928年，伦敦会的和安邻姑娘（注：姑娘指未婚的女宣教士）汇编了106首赞美诗。1932年教会将其编印为《培灵诗歌》。此后，闽南大会修订《培灵诗歌》与《养心神诗》，将两部圣诗合二为一，编成了《闽南圣诗》300首，于1934年正式出版。这部《闽南圣诗》从此在闽南各大教会流传，作为礼拜、团契、灵修的歌本，一直沿用至今。

《闽南圣诗》的来源非常广泛，既收录查尔斯•卫斯理（第23首）、克罗斯比（第86首）等享誉世界词曲作家的作品，也有本土传道人的创作。如：293首《此时礼拜将要息》就是竹树堂首任华人牧师叶汉章所作。

《闽南圣诗》出现后，立刻在闽南各地教会广为传唱。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优美旋律得到了广大基督徒的推崇。一百五十多年来，每到主日礼拜的时候，闽台两地的基督徒都用熟悉的乡音向上帝发出由衷的赞美。即使在普通话非常普及，很多年轻闽南人甚至不大会讲闽南话的时代里，当你走进闽南地区的一些教堂里，耳边仍然荡漾着“上帝创造天及地，生成万物各项会”“耶稣尊名入我耳孔”“阮父上帝坐天上”等等赞美之声。如今《闽南圣诗》不仅在闽台地区教会深受喜爱，不少分布在世界各地的闽南裔华人基督徒能够背唱《闽南圣诗》。

除了《圣经》与圣诗，闽南白话字还编写了其他神学书籍。比如宾为霖牧师的所翻译的《天路历程》上半部，“基督徒”的故事。打马字夫妇创办《漳泉圣会报》，在闽南地区刊行了61年。这份报纸以白话字报道教会新闻及撰写各类属灵文章。白话字除了编印信仰类的书籍。也有很多天文、地理、生理、笔算、代数、动植物学等科学书籍，以及《字汇入门》、《四书解释》、《三字经译诠》等国学书籍亦相继问世。

闽南白话字流行于闽南各地教会，也在台湾及南洋群岛、吕宋岛、新加坡、槟榔屿等地的闽南语教会中流通。由于闽南白话字的广泛影响，引起国民政府中央文化部的重视，纳入文字改革之范畴。现代汉语拼音之父卢戆章也是在白话字的启发下，促进了汉语拼音的改革。当前台湾的闽南语字典、教材，也大都以闽南白话字为注音。白话字不单是基督教中国化的见证，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佳话。

以闽南白话字、闽南《圣经》、闽南圣诗等等都是基督教中国化的结晶，深刻影响了教会的发展。本土化事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中西文化隔阂极大促进了信仰在闽台地区的传播。比如：1872年，叶汉章牧师受台湾教会邀请，横渡台湾海峡来到台湾打狗地区。叶牧师作为闽南人，用基督信仰结合闽南文化的传教方式，拉近了与台湾同胞的关系，促进了他们对信仰的理解。事后，甘为霖感慨道 “本地传教确需要本地出身受过教育的人士来担任，始能克服传教的障碍。”（参：《中国教会自立的先驱——叶汉章牧师》）吟唱赞美诗可作为传教的一种方式，具有闽南本土色彩，又蕴含基督福音的《闽南圣诗》为一般民众了解基督信仰搭建了一座桥梁，成为他们明白福音的一个途径。有不少信徒作见证说，自己之所以经常来教堂，并最后信主，跟教堂里吟唱优美的圣诗有很大关系，因为我们从音乐中深受感动，进而明白上帝的崇高大爱。到底有多少人因为听了《闽南圣诗》而皈依基督无法量化，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化出产的《闽南圣诗》的确为基督新教在闽台地区的发展取到了一定作用。

从早期闽南教会传教士积极融入闽南文化的历程看，其之所以能够影响闽南以及台湾地区，正是深入中国化的体现，通过闽南白话字的创制，闽南《圣经》与圣诗的编写，拉进了基督福音与当地民众的距离，为福音的传播与教会的扎根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中我们看出，基督教中国化对于教会发展的意义，无论是近代还是当下，都应成为重要的事工。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福建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