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提摩太的对华宣教事工（三）

编者按：本文节选自《福音与当代中国》杂志第四期文章《晚清大变革时代背景下的李提摩太及其传教路线：回顾与前瞻》，由于文章较长，小编想以多篇短文的形式来展现，此处为“李提摩太的对华宣教事工”。

1、对中国的宣教负担之建立

李提摩太是如何对中国这个位于遥远的远东国家产生兴趣的呢？这还得要从内地会说起。

1866年，英国出现了一场有关中国的传教运动，对宣教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就是第一批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向中国内地省份的进军。

后来李提摩太回忆道：那时戴德生博士“出版了一本名叫《传教指南》的小册子，介绍了他在中国传教遵循的原则：相信上帝会提供所有必要的帮助；对祈祷者即时给予明确指导的能力，比出国传教前接受特殊文化训练更重要；情愿深入内地，穿当地的衣服，住土著的房子，吃中国饭菜，随时准备过一种自我牺牲的生活”。

1868年，李提摩太听了一位叫魁丽斯的女士有关中国内地会传教事业的答辩演讲。中国内地会那英雄主义的、自我奉献的传教计划吸引了李提摩太。在哈佛福德神学院的求学生涯临近结束时，李提摩太决定参加他们的事业。但由于李提摩太是浸信会信徒，有人建议他向浸信会协会提出申请。李提摩太就此照办，并提出希望被派到中国的北方传教。

在回答委员会关于为什么愿意去中国北方传教的提问时，李提摩太这样说：“因为中国人是非基督徒中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当他们转化过来后，有助于向欠开化的周边民族传播福音，并且，欧洲人更容易适应中国北部地区的气候条件。当北方的中国人成为基督徒后，将会转化他们整个帝国的同胞。”

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到，李提摩太当时这位年轻的学子就具有了一种开阔的眼界，这似乎也暗示了他今后将会采取和戴德生不同的宣教路线。

2、来华宣教初期事工

1870年2月12日，李提摩太正式被英国浸信会差派到中国。在上海稍事休息后，就北上山东烟台、青州传教，并学习中文。

在烟台的前两年，李提摩太采用传统的布道方法，尽力尝试以街头布道的形式来传播福音，但他发现取得的成果却不值得一提。

1876-1879年华北五省发生大旱，因大旱引发大饥荒。李提摩太就从山东进入山西，从事赈灾活动，在山西发放赈款，借以与清政府高级官员结交。山西赈灾慈善活动为李提摩太在中国官方和民间获得了很大的声望，这也为他以后更深接触中国高层官员和士绅奠定了群众基础。

3、对华宣教事工之转折

起初李提摩太对华宣教事工中规中矩，街头布道、灾区赈灾。但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就不会有后来的李提摩太了。李提摩太的宣教事工经历了一次重大转折，而这次转折造成了日后李提摩太和戴德生宣教路线取向的分野。

有两个经历推动李提摩太转变他的宣教思路。

第一个经历是，他发现传统的街头布道方法的局限。李提摩太在来华宣教的头两年，他在烟台使用传统的街头布道方法进行传福音，但效果很不理想，他对此深感沮丧。但他不久从研读新约中有了新的重大发现。

李提摩太在马太福音看到一处经文，主耶稣吩咐门徒如何去到人群中传道：“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马太福音10:11-12）（翻译成“好人”的这个中文词的英文译本翻译为“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

看到这处经文，李提摩太似乎对他的宣教前景得到了全新的亮光。据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说：“从那以后，我开始实施‘寻找上等人’的计划，如同我们的主所指示的。因为我意识到，他们形成的土壤，最适合于我们播种福音的种子。”

很快他就听说在烟台附近住着一个很虔诚的人，他便开始实施他从新约圣经中所发现的宣教新策略。于是他前去拜访这个从事晒盐为业的“虔诚人”，并带去了一些福音书、小册子和一本赞美诗集作为礼物。这位虔诚人是一位六十岁上下的老者，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李提摩太，并留他一起吃饭。席间他们就宗教问题进行探讨并交换各自的观点。

李提摩太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

“后来，他把我领进了里边一间房子，那房子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他对我说：‘这是我每天做礼拜的地方’。当我把赞美诗集拿给他时，他挑出其中的一首赞美诗——它歌咏的是尘世的飘忽无常——对我说：‘这首诗是属于我们的’。我吃惊地睁大了眼睛，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他们一派在做礼拜时一直使用这首赞美诗。他还告诉了我一些关于他的宗教的另外一些事情。这是我第一次遇到像他这一类的人，我简直不知说什么好，意识到他的宗教经验不仅比我的要早的多，而且有一种令我震惊的深度。那时，我对中国人的语言和他们的宗教史的知识还很贫乏，因而无法充分利用这种难得的传教机会。”

也许因着这次经历，李提摩太发现自己对中国的认识极为贫乏，于是决心钻研中国的文化和宗教，熟悉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借此能和中国社会“有影响的人”展开对话，借此打开向他们传福音的大门。

能承认自己对中国文化认知的贫乏，并愿意谦卑去学习和了解的，这在当时的宣教士中算是凤毛麟角的，因为同时代的大多数传教士对中国文化基本上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是不屑一顾的。

第二个经历是和当时中国高层督抚李鸿章的一次会谈。1880年李提摩太被邀请到天津会见李鸿章总督，李鸿章在谈话中对当时一些中国人信基督教颇为不屑，他对李提摩太说道：“你们的信徒围在你们身边，是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朋友通过为你们服务谋取生计。一旦停止对他们这些当地代理人支付报酬，他们就会四散而去。”

这种说辞固然有夸大之处，但李鸿章的另一句让李提摩太陷入深思的话是，“在全国，受过教育的阶层里没有一个基督徒”。正是这句话促使李提摩太决心尽最大努力向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领导阶层施加影响。后来，他进一步决定在官员和学者中间开展旨在传播信仰的学术讲座。并且他游走于中国上层政治和文化阶层，成为中国晚清时代的风云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