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提摩太宣教路线之特点（四）
编者按：本文节选自《福音与当代中国》杂志第四期文章《晚清大变革时代背景下的李提摩太及其传教路线：回顾与前瞻》，由于文章较长，小编想以多篇短文的形式来展现，此处为“李提摩太宣教路线之特点”。
有了上述经历带来的转折之后，李提摩太独辟蹊径，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波澜壮阔的侍奉历程，由此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新高度。
首先，李提摩太把宣教对象确定在中国的“上层精英人士”，主要是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群体。这就意味着李提摩太决心要另辟蹊径，走老前辈利玛窦的“学术传教”（或曰“文化传教”）之道路。利玛窦在李提摩太之前200多年来到中国，向中国的王公贵族和读书人传福音，通过学术手段带进福音信息，借此吸引了很多中国官员和士大夫来归信福音。
1872年李提摩太开始试行他所谓一种新的传教方式就是在同有头脑的中国人建立密切关系。
1891年李提摩太在接手广学会工作后，在该年的广学会年度工作报告中提到了这样一个战略规划方案，其摘录如下：
“在对赈灾的呼吁的应答中，中国内外的外国社团不止一次地表现了他们的慷慨；但是，鉴于导致灾荒的许多本可避免的原因由于人们的疏忽依然存在，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帮助中国的最好方法，就是推进广学会所追求的启蒙工作。我们不能梦想在整个帝国内建立起现代化的学校，那将是各个省政府的职责，当它们对自己的需要有所了解并知道如何去满足这种需要时，它们会有所动作；我们也不能企图结识帝国的所有高官；我们更是远远不能接触每一个读书人。然而，帝国最重要的行政官员、各省学政、县教谕、书院院长以及部分一般读书人，还有他们的子女等（估计有44，036人）”。
我们现在不晓得李提摩太用了什么方法把中国当时全部的政治和文化精英人数做了如此精确的统计（精确到个位数），这个做法让后人叹为观止。李提摩太所统计的这些人（官员+学者）正是他决心要宣教传道的对象。
为此，针对这样独特的社会群体（有权力、有文化、有地位、有影响的中国人），李提摩太也相应地探索了诸多处境化宣教策略，由此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李提摩太宣教路线，从中也彰显出李提摩太对中国文化别样风格的“道成肉身”。
第一，通过宣讲西方近代先进科学技术和知识，扩大中国上层社会视野，作为文化沟通的桥梁，借此打开传福音的大门。在这一方面他和明末来华的天主教宣教士利玛窦的路径几乎完全一致。参加完赈灾活动后，李提摩太开始思考导致灾荒以及民众如此贫困的原因。为此，他进行了一些研究。
在他的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通过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我认识到，对中国文明而言，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在于它热衷于在自然中探讨上帝的工作方式，并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这就是在遵守上帝给与亚当的指令，去支配世间万事万物。在利用科学规律满足人类需要的过程中，西方文明做出了许多奇迹一样的发明创造。我相信，如果通过向官员和学者们作一些演讲，使他们对科学的奇迹产生兴趣，我就能够给他们指出一条路，一条利用蕴含在自然中的上帝的力量去为他们的同胞谋福利的路。通过这种方式，我就能影响他们去修建铁路、开掘矿藏，去避免饥荒再度发生，去把民众从赤贫之境解救出来。除了省里的官员和省学里的学生们，我的宣传对象还有几百名候补官——不久后就会被任命到帝国中的其他地方，通过他们，会给其他省份带去良好的影响。”
此外，李提摩太通过和中国本土的学者接触后发现这些学者常常是陷入各种迷信中，“迷信使他们的心智被阴阳和五行观念禁锢着——他们用阴阳五行模式解释天上地下的所有奇迹”。为此他进一步意识到对中国的官员和学者进行思想启蒙，要发明一些手段将中国的这些精英们从迷信的链锁下解放出来，扫除他们的无知，然后再带入福音的信息。
因此，为了能和中国的官员、学者进行进行有成效的交谈、对他们进行令人满意的演讲，李提摩太意识到必须“先用新出版的书籍、最先进的仪器把自己武装起来”。为此在从1880至1884年，他花了将近一千英镑（在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用于购买书籍及科技仪器，并进行自修，然后找机会向中国官绅宣讲哥白尼发现天心说的秘密、化学的奥秘、蒸汽机带给人类的福利、电力的奇迹等科普知识，并作示范表演。
李提摩太的做法是，举办一些讲座，通过物理和化学实验把关于自然规律的真实的概念灌输给他们。从这里看到，李提摩太对中国文化精英并没有直接进行布道，而是先找到他们的“软肋”，通过宣讲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来对他们进行启蒙，然后再慢慢地带入福音。难怪李提摩太被誉为是继利玛窦之后推动“西学东渐”的又一重要人物。
从系统神学的角度来说，李提摩太是借用上帝的普遍启示、普遍恩典做媒介来达到传播上帝的特殊启示（福音救恩）之目的。
第二，李提摩太不仅宣传西方近代先进科技文化，他也刻苦钻研中国本土文化和宗教，来装备自己，以便能更好地和中国官员、学者交流对话，在此基础上开展福音工作。
为此，李提摩太研究中国的宗教书籍，从事起学术研究。他学习过由另一位宣教士翻译的儒教经典。之后又研习更为大众化的宗教书籍，就是一些虔诚的宗教团体使用的教科书，其中最重要的是《近思录》，这是汉语中最重要的儒、道思想家布道小册子的汇编。
他还研习佛教最重要的典籍《金刚经》。一位中国朋友送给他一套《金刚经》，每一段经文之后，都附有对相关术语的简要解释。为此李提摩太曾每天花费大约一个小时时间来研读和抄写《金刚经》。为了能更深理解佛教，他还专门去一所很有名的寺庙居住了一个月。
通过这些学习，加上对《近思录》的研究，李提摩太掌握了一套中国人所熟悉的宗教词汇，这些词汇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在《圣经》的翻译中所采用的。接受了这些典籍中的宗教思想和词汇后，他又用中文写了一篇《教义问答》，在当中他尽可能避免使用外国名字，因为他觉得中国人痛恨外国的事物，并且采取了他所认为的“我们的主诉诸良心的自省方法，而不是求助于一个中国人所不熟悉的权威”。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李提摩太为了应对中国文化处境化的问题，可谓煞费苦心。与此同时，他还翻译了西方基督教的一些经典著作，或自己著书，宣传西方的宗教和科技思想。
此外，他还抓准机会访问中国各类宗教领袖和其他学者，以平等对话的姿态向他们请教和探讨，并现场观摩中国本土宗教仪式，了解中国本土的宗教和文化气息，俨然成为一个中国文化通。他甚至还撰写了学术论文《中国的鬼魅附体现象》来研究中国人所深为惧怕的鬼魅附身现象。
随着深入接触中国宗教和文化，李提摩太对中国宗教文化的观点渐渐不同于当时西教士的主流看法。因为他认为中国的宗教也包含真理的亮光，是引导中国人迈向基督教的门槛。
第三，广泛地接触官员和社会各界精英（包括宗教界和知识界），用各种方法来影响这些人。
有了上述两方面的装备（可以概括为西学和中学），李提摩太更深入而又广泛地接触中国各类精英人士。他把这种活动称作是“传教士和中国人之间社会交往的开始”。他所接触的政治人物有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荃、左宗棠、康有为、梁启超等（这些人都是近代中国鼎鼎有名的风云人物），并和这些人建立了良好的友谊。
张之洞曾拨款1000两白银资助李提摩太所负责的广学会，梁启超担任过他的中文秘书。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期间，他还积极活动于上层人士之间，鼓吹改良，甚至一度差点被聘为皇帝的顾问。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所提出的改良主张其内容基本上是来源于李提摩太。
受李提摩太的影响，很多有名的传教士，特别是那些从事教育和医学的，在各个不同的省府城市，同当地的督抚大员们建立了个人友谊，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这些官员们大都是倾向于保护传教士的宣教事业的，也对基督教普遍抱有好感，尽管他们最后并没有真正归信基督教。在当时那种从上到下普遍排外的社会环境下，这些交往能最大限度地保障福音事工在中国复杂社会环境下的顺利进行。
除了政治人物外，李提摩太还接触各类宗教人士，有佛教、道教、喇嘛教，也包括儒家。主动拜访当地一些教派领袖，探讨宗教问题，李提摩太非常尊重他们的宗教和文化。李提摩太到访过中国的著名寺院，观摩过道教和佛教的宗教仪式。李提摩太对中国的宗教文化持乐观、开放、尊重的态度。他认为中国宗教里面有真理的亮光，是引导他们相信基督教的台阶。
李提摩太在山东青州时，当地一个有学问的读书人曾多次来拜访他，并同他进行长谈。他也被邀请回访这位读书人，这位读书人把他引荐给当地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他们还一起进餐，期间就东西方之间的不同之处展开了讨论。
李提摩太曾和一位道教徒交流，此人把在道教中研究的最深奥的道理告诉了李提摩太，而李提摩太则努力向他指明，基督教已经更全面、更明确地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对李提摩太来说，中国的宗教都有美善的一面，包含有真理的亮光，只是在他心中还是唯有基督教是最卓越最高级的宗教。中国的宗教是通向基督教的初级台阶。
此外，李提摩太还抓住中国定期举办的科举考试时机，别出心裁地向未来的国家栋梁和文化精英传讲福音。每逢科举开考之际，大批学子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指定的地方考点，李提摩太自然不会放弃这种和中国学子面对面接触的机会。李提摩太和其他宣教士为了向这些中国学子传福音，他们在考场附近向学子们发送圣经和福音资料。为了激励这些学子们能谦卑用心地去阅读思考这些材料，他们很聪明地采用了有奖征文活动。
据记载，“主张间接传教的李提摩太于1879年在山西进行一次分书活动，先是将书普遍分到全省一百零八个县份，再趁着同一年乡试期间，针对应试的七千名考生送书，用来赠送的两部书由他来慎重挑选，避免其中有冒犯中国人的观点。为了配合送书，他还举办考课活动，并请赫德提供奖金。”李提摩太此举“开启了此后四分之一世纪的考场送书活动。”
在山西家喻户晓的著名牧师席胜魔就是西方宣教士们用这种方法传福音所结的果子。
在这种和中国精英人士的交往中，李提摩太扮演了架设中西文化沟通桥梁的角色，他不仅翻译西方的科技和宗教著作给中国人看，他也翻译中国的宗教和文学作品，并尽力挖掘中国宗教和文学典籍里的基督教信仰的影子。
因此，在李提摩太尝试翻译中国的文学名著《西游记》时，他清楚地意识到这本书具有深奥的基督教哲学基础。1913年，他以《出使天国》为名出版了此书。按照他从基督教信仰对西游记做了这样的解读：“这次远征的领队――师父，是一个耶稣基督式的人物，一个救苦救难者，是他的远征团队中每个成员转变的关键。经他点化，一只骄傲自负而多才多艺的猴子转变为忏悔者，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一头低级趣味而又自私自利的猪变得高度渴望奉献自我；一个自负的水怪变得谦卑；一只愚蠢的龙也变成有用之才。每个成员都把他们的生命服务于众生的超度，最后被接纳于佛国，获得佛祖赐予的不朽荣耀。我一点都不怀疑，他们所做的与追求传福音于中国的基督徒所从事的是同一种工作。但要让所有读者都理解其中的教义，还需要时间。”
虽然李提摩太对《西游记》的解读难免牵强附会，但我们应该理解他的苦心。他要和中国人尽可能地接触，尽可能以中国人的方式来讲述福音。
第四，非常重视文字事工，广泛地以文字和出版物来影响中国的领导层和知识界思想界。李提摩太主持的广学会影响了数代中国知识分子。这又包括：
a.编辑出版各种文字刊物，
b.翻译西方著作，
c.办报纸；
d.自己亲自著书立说。李提摩太的主要著作及译著有：《七国新学备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国》、《百年一觉》、《欧洲八大帝王传》、《泰西新史揽要》、《新政策》等20多种。
这些刊物和著作对晚清的思想和社会革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890年7月，应李鸿章之聘，在天津临时任《时报》主笔。
1891年10月，到上海接替韦廉臣为同文书会（广学会前身）的督办（后改称总干事）。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长达二十五年之久，充分利用广学会的平台，编辑出版了大量书籍和小册子，并出版《万国公报》等十几种报刊，使广学会成为中国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出版机构之一。
李提摩太曾提出这样的主张：“更多地控制主要的大学、主要的报纸、主要的杂志和一般的新读物。通过控制这些东西和控制中国的宗教领袖，我们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背脊骨”。因此，广学会“一开始以中国的官员、绅士以及考生（未来的官绅）等知识分子阶层为主要传播对象，影响中国人从影响知识分子开始”。由此可见，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工作，无论办报刊还是出版读物，背后都有一个深刻的动机，那就是竭尽所能以文字去影响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和宗教各领域的领袖级人物。
李提摩太还针对中国人的具体情况，编写合乎中国人需要的教义问答书。他的做法是从自己国家出版的教义问答书选择了一些他认为是最好的，并有针对性地又加上了一些对中国人的良心有吸引的问题和答案。此外，他还充分利用了中国当地一些非常通俗的宗教小册子，剔除了其中的偶像崇拜成份，插入了对唯一真神的信仰的内容。我们从中看到李提摩太是多么重视处境化。
李提摩太还针对中国领导层撰写相关著作，他认为通过文字可以对中国的领导阶层和知识阶层进行正确的引导。在一次和李鸿章的会谈中，李鸿章问李提摩太：“基督教到底能给一个国家带来什么好处？”这个问题给他带来灵感，促使他后来写作了《从史实看基督教的益处》一书，来为基督教在华传播来做辩护。
1905年7月，浸信会在伦敦召开了世界性大会，全球各地的浸信会都派代表出席，李提摩太被推选为总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并作为中国教区的代表阐述了本教区对文字工作的巨大需求，以便对中国的领导阶级给予正确引导。
李提摩太对基督教文字事工在福音工作上的重要价值有着深刻的洞见，并且身体力行。他为此向英国浸信会提出改善传教基金的发放办法，因为在当时分配在福音传播、教育和医药等方面的资金非常充裕，而分配在文字工作上的却相对较少；此外，他还建议传教士协会坚持他们原来的角色，每年就出版的书籍和它们对读者产生的影响，提交年度报告，以便发现哪些种类的书籍效果最好。
第五，热衷于社会关怀事工，以此为纽带与当地官员、民众建立友谊，进而打开福音的大门。
1876-1878年，中国北部遭受严重旱灾，持续干旱引起可怕的饥荒。李提摩太亲眼看到受灾地区各种各样的凄惨景象，并且强烈地感同身受。
他注意到当时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为了应对旱灾和饥荒，“有庙就拜，向各种偶像祈祷”。他趁机准备了几张在黄色纸上写的海报，上面写着这样几句话：“若想求得雨，最好抛弃死的偶像，追求活的上帝，向上帝祷告，按照他的戒律和要求生活”。李提摩太骑着马走访了青州府辖区内的十一个县城，在城门上张贴海报，规劝人们在患难面前皈依上帝。
但他并不满足于单纯的传福音，面对这场史上罕见的大饥荒，他更是积极地投入赈灾活动，尽最大努力去拯救受灾难民。他向饥民分发救济品的做法，反而增强了他向群众传福音的说服力。很多人来找李提摩太领取救济品，也有很多人来向他咨询有关基督教的事情。他就乘机送给所有的问询者教义问答和赞美诗，唯一的条件是他们要把这些内容背诵下来。这些慕道友回到家以后，会把他们从李提摩太那里所领的书讲给自己邻居听。这样，以这些人为中心又会有许多问询的人。最后，每个中心成为一个教堂的核心。这样一来，福音就传开了。
这场席卷中国北方的旱灾也让李提摩太更进一步认识到社会救济关怀事工之于传播福音的重要价值。当时李提摩太给英国浸信会传教士协会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们关注中国山东遭受的严重灾荒，并指出这是“上帝给了英国教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向中国人表明真正的基督教意味着什么”。
并且，他建议教会应当从以下四个途径来帮助中国人：
“⑴立即赈济灾荒；
“⑵把基督教文明的真正原理传授给中国民众，包括医学、化学和矿物学、历史；
“⑶引进新兴的工业技术；
“⑷传授精神的真理，讲述对真正上帝的信仰的过程。”
就这一点而论，有人把李提摩太称作是对中国人的“肉体救赎”。当山东发生大饥荒时，他还向山东巡抚建议采取措施从朝鲜、日本和满洲进口谷物、修筑铁路、开挖矿产，以便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后来他又到了受灾最为严重的山西进行赈灾，发现山西的独特地理位置，也向当时的山西巡抚提出过类似避免饥荒的建议。
从这里可以看到，李提摩太非常关注社会关怀事工，通过社会关怀事工，向中国引入基督教文明和近代科学技术，改造这个古老的帝国，提升中国的文明水平，为在中国大规模传播福音铺平道路。
第六，创办西式大学。
1901年，应全权大臣庆亲王和李鸿章的邀请，李提摩太协助处理山西教案的善后事宜（1900年庚子事变中，义和团屠杀了山西的传教士和数千名当地基督徒）。因为在山西生活了很多年，在赈灾过程中又为当地官民所熟知，李提摩太被选中与全权大臣协商处理此事。
李提摩太建议从赔款中拿出50万两返还山西，用来在太原建立一所西式大学，以克服人们的无知和迷信。他认为，正是“这种无知和迷信正是导致对外国人的屠杀的主要原因。”在筹办学校的过程中，官方聘他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书斋总理，委以重任，但也遇到了来自顽固派的诸多阻扰，但李提摩太还是争取到了在这所新兴的大学里基督教自由传播的权利。在每个星期六，学校里的职员都可以在学校的房子里举行一次礼拜仪式，传教士们可以自由地在学生中间开展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