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年份，一提起来就觉得心里沉甸甸的，1937到1945年就是这样。那段日子，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道伤口，血和泪都快流干了。山河破碎，人命比草还贱，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
四川，那个时候成了我们的大后方。大半个中国都沦陷了，政府、军队、几千万老百姓，还有数不清的工厂和学校，一股脑儿全挤进了四川。那片“天府之国”一下子成了最后的希望之一，可那压力，简直要把这片土地给压垮了。
就在这片挤得快爆炸、穷得叮当响，还天天被日本飞机追着炸的土地上，四川的基督徒和他们的教会，没躲起来。他们就那么站了出来，用一种特别实在，甚至有点笨拙的方式，回答了那个时代的拷问。他们好像在用全身的力气喊：我们在这儿！我们跟受苦的老百姓在一起！
这不光是“爱国”两个字那么简单，而是一群人怎么把信仰活出来的真实记录。福音真的不是挂在嘴上的大道理，而是能在苦难的烂泥里，开出花儿来的东西。特别是在看病救人这事儿上，当时的四川教会简直就是一支奇兵。在那些政府组织机构顾不上的地方，他们顶上去了，在防疫、救治伤员这些事上，干得漂亮，活出了“爱人如己”的样子。
一、一边是逃难的洪流，一边是“倒着走”的教会
1937年，卢沟桥的枪一响，安稳日子就碎了。一场民族历史上最悲壮的大逃难就这么开始了。整个国家都在往西退，往四川退。四川虽然偏远，但底子薄啊，却硬是要扛起“民族复兴根据地”这副担子。
人一多，各种问题就全爆了。难民没吃没穿，到处都是传染病。1939年夏天，光成都一个地方，霍乱就弄死2000多人。日本人的飞机还追着屁股炸，重庆、成都这些地方，不知道被炸平了多少回。眼前的四川，就是这么个千疮百孔、等着人搭把手的地方。
可那时候的政府呢？说难听点，公共卫生这块儿基本就是个空架子。军阀混战那么多年，像样的公立医院就没几家。直到1939年，陈志潜博士被派来当省卫生实验处的处长，这事儿才算刚开了个头。可人手和钱都少得可怜，面对那么大的烂摊子，常常是有心无力。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股早就扎根在四川的力量——基督教会，被推到了台前。跟政府这边的一穷二白比，教会的医疗摊子已经铺得挺大了，光医院就有16所。说白了，这股力量，就是当时四川“唯一成规模的、现代化的卫生力量”。连新上任的陈处长都看得明白，他说要搞公共卫生，必须跟教会医院合作。
教会自己也没闲着。1939年，中华基督教会的总干事诚静诒和齐鲁大学的院长张伯怀跑到重庆一看，被眼前的景象给震撼了。他们觉得不能再只待在教堂里讲道了，得干点实事。一个叫“边疆服务”的计划就这么横空出世了，就是要去帮那些最苦、最偏远地方的人。
那个张伯怀先生，直接把齐鲁大学院长的肥差给辞了，一头扎进去当了边疆服务部的头儿。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这就是那种“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的劲儿吧。
当时就出现了这么一幅很奇特的画面：整个国家都在往西退，可中国的基督教会，却在朝着更西、更苦的边疆“倒着走”。他们要去川、康、滇、甘交界的少数民族地区。张伯怀有句话说：“我们的口号是‘为服务而传教’，不是‘为传教而服务’。”他的意思是，要把上帝不求回报的爱，通过一点一滴的帮助，送到那些被忘掉的角落里去。
二、炮火和瘟疫里，那艘不沉的船
如果说“边疆服务”是派出去的远征军，那在四川的大城市里，教会医院就是守卫老百姓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1. 瘟疫面前的“敢死队”
1939年，霍乱一下子就爆发了，到处死人。刚成立的省卫生实验处急得团团转，但人手实在是不够，束手无策。
这时候，谁站出来了？教会办的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这帮未来的医生，没躲在象牙塔里。他们组了11支“防疫队”，两个人一队，带着疫苗就下乡了，硬是给7万7千多人打了防疫针。
每个数字背后，都是一次弯腰，一针注射，都是在跟死神抢人。
更难的是收病人。传染病得隔离啊，可政府没钱建隔离医院，只好去求教会的“三大学联合医院”，请他们帮忙收病人。后来政府好不容易租了民房搞临时隔离医院，具体的管理和看病，还得“请三大学联合医院合作代为负责办理”。
在公共系统瘫痪的时候，教会医院就成了顶梁柱。这不就是圣经里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在现实里上演吗？
2. 轰炸下的“生命方舟”
瘟疫是看不见的敌人，那日本飞机就是看得见的死神。1939年6月11号，成都被炸得惨不忍睹。可当时的成都，“连一家政府办的医院都没有”。救人的担子，又一次，全压在了教会医院的肩膀上。
陈志潜处长后来回忆，他当时能做的，就是“想办法跟教会医院和协和大学医学院合作”。那次大轰炸，教会医院就是绝对的主力，几家医院收治了400多个伤员。从那以后，成都的几家大教会医院，就成了官方指定的“特约医院”，专门负责空袭救护。
忍不住会去想那个画面：警报一响，炸弹落下，城市一片火海。人们从废墟里扒出半死不活的亲人，心里唯一的念想，就是那些挂着十字架的医院。门背后，是熬红了眼的基督徒医生和护士。他们的手术台就是战场，他们的双手，就是上帝用来表达怜悯的工具。
3. 向穷人伸出的手
打仗，最倒霉的永远是穷人。教会医院平时看病可能不便宜，但在那个时候，却在政府的补贴下，开始给最穷的人看病。政府出点钱，教会医院就得开“免费病床”，让那些在战争里一无所有的人也能有条活路。这既是政府聪明的做法，更是教会把信仰活出来的行动。
三、在边疆，种下能活命的种子
看病吃药，解的是燃眉之急。但边疆服务部那帮人心里明白，光这样不够。一个地方要好起来，不光身体要好，脑子也得开窍，还得有自己挣饭吃的能力。所以他们干的是一套“组合拳”：医疗、教育、改良生产，一起来。
在那么苦的条件下，他们在彝族、藏族、羌族的寨子里，办了12所免费小学。像佳山寨小学、小黑箐小学这些名字，今天听着可能很陌生，但在当时，那就是照进封闭大山里的光。在理县的佳山寨小学，一办就是10年，还培养出16个孩子考到了外面的好学校。
教的内容也不死板，除了课本，更重要的是教人怎么活。开手工班，教妇女织布；搞小型农场，试验好庄稼和果树的新品种，连这些新菜怎么做好吃都一起教。他们还帮着治当地最头疼的小麦病，让那些原先根本不信科学的边民，后来都亲眼看到了效果。
这些事儿，看起来琐碎，但恰是有智慧的。没把读书和过日子分开，而是让知识真的变成了能吃、能穿、能用的能力。
更让人感动的，是干这些事的人。小黑箐小学的两个老师，每天晚上要轮流翻16里山路去别的村子上课，第二天一早又得回来站上讲台。支撑他们的，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边民需要教育，这是我们的责任。”还有一个叫李美英的美籍华人，在杂谷脑服务了好多年，还嫁给了当地的崔医生。有一次她有机会回美国探亲，走到成都又硬是掉头回了边疆，她在信里说：“我深深感到美国的家，不如杂谷脑的家，我真正的家是在中国。”
这些人，用自己的命，活出了什么是“撇下”和“得着”。他们撇下了城里的安稳日子，却得着了边疆同胞的信任和爱，更得着了从上帝那来的喜乐和平安。
四、回头看，这份答卷还没写完
当然了，把那段历史说得如何完美是不对的。教会和政府的这种合作，后来因为各种原因也慢慢变少了。
但是，盖不住那段历史的光。抗战时候的四川教会，给人触动有几点。
第一，是一种“道成肉身”的精神。他们没光动嘴，而是真的跳到老百姓的苦水里，用看病、教书这些实实在在的行动，把基督的爱活了出来。
第二，是一种很正的爱国情怀。国家有难，他们没当看客，把自己的服务就看成是“爱国工作”。他们在学校里教孩子们唱《义勇军进行曲》，医疗队直接稳住了大后方。信基督和爱这个国家，从来不矛盾。
最后，是一种合作的智慧。他们不是自己埋头苦干，而是积极地跟政府、跟专家、跟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合作。这种开放、谦卑的态度，才让他们的工作能干成。
今天，战争的硝烟早就散了，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其实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战争”：跟贫穷的战争，跟疾病的战争，跟人情冷漠的战争，跟公义缺失的战争。四川教会在抗战里的故事，在问今天的我们：
在我们的时代，在我们的身边，那些受伤的、生病的、被忘掉的“邻舍”，在哪儿？
而我们，又在哪儿？
真盼望，那曾经感动过张伯怀、李美英和无数无名英雄的圣灵，今天也一样来戳我们一下。走出舒服的圈子，走到人群里去，用我们的手、知识，和那颗被爱点燃的心，去做点什么。因为主耶稣说过：“这些事你们既然做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太25：40）
参考资料：
1.张玲《抗战时期教会卫生力量参与公共卫生事业考察——以四川省为例》，《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第30卷第2期（总第374期），2009年2月
2.李传斌《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对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和政策》，《殷都学刊》2021年1期
3.陈廷湘《抗战时期基督教会在中国西南民族地区兴办教育研究》
4.杨天宏《战争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基督教会——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研究》，《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浙江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