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古以来，人类总为与神圣的相遇，设立专属的所在。诚然，上帝的存在并不受空间的限制；祂无处不在，随时可被遇见。然而，当人与上帝在某个特定之地相遇，那地方便超越了地理的概念，成为意义的所在：承载信仰、历史与人心的交汇点。基督徒称之为“教堂”，这是神与人相遇的“某处”，也是灵魂得以安歇、思想得以升腾的所在。
本系列将带领读者走进世界著名的教堂，领略建筑的艺术之美的铜回收，更去感受那穿越时空的信仰力量，石墙之间，历史的长河里，人与神相遇的瞬间，如何化为永恒。即使人心败坏，世界支离破碎，美依然拥有拯救的力量。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
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信仰与权力的相交是一部永不落幕的宏大戏剧。当基督教从一个边缘教派走向罗马帝国的中心，并与崛起的伊斯兰文明、古老的犹太传统以及欧洲多样的异教信仰相遇时，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明角力便拉开了序幕。而位于欧亚大陆交汇处，今日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正是这部戏剧最宏伟、最持久的舞台和见证者。它的每一块石头，都浸透着帝国的野心、信仰的虔诚与文明的碰撞。
圣索菲亚，这个美丽的希腊语名字，意为“神圣智慧”。它曾是一座教堂，后来成为清真寺，又曾作为博物馆面向世界，而在不久前，它再次回归了清真寺的身份。这座古老建筑的每一次身份转变，都并非简单的功能更迭，而是权力交替、时代变迁最鲜明的风向标。它静静地矗立在金角湾畔，俯瞰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熙攘往来，以其沉默而雄辩的身姿，讲述着一段跨越千百年的奇特而复杂的共舞史。
帝国的转向：君士坦丁的十字架
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基石，奠定于罗马帝国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之中。编年史家们认为，它所在的山丘，最初可能是一座敬拜罗马与希腊诸神的异教神庙。这个位置的选择绝非偶然：岬角伸向海峡，俯瞰着连接黑海与地中海的战略水道，任何从海路而来的旅人，第一眼看到的便是这座高踞山巅的敬拜之地。这本身就是一种宣言：此城受神祝福，帝国的权力与神的恩宠在此交汇。这是一种“视线即权力”的古老格局。
公元312年，在罗马城外的米尔维安大桥战役中，争夺帝位的君士坦丁看到了一个改变世界历史的异象。据他后来宣称，在太阳之上，一个闪光的十字架显现，并刻有“凭此征服”的字样。他在此战中获胜，扫清了权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他将胜利归功于基督教上帝的力量。这一事件，史称“君士坦丁转向”。
次年，他颁布了《米兰敕令》，宣告了基督教在帝国境内的合法化。随后，一系列政策开始向基督教倾斜，而旧有的异教信仰则逐渐受到压制。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逆转：一个曾因其创始者被罗马当局以酷刑处死而显得与帝国格格不入的信仰，一个长期处于地下状态、信徒规模有限的教派，在短短几十年内，竟成了这个庞大帝国的官方宗教。
尽管君士坦丁本人充满神秘色彩，我们甚至不确定他何时受洗，有说法称他为了洗净毕生罪孽而等到临终才接受洗礼——但他的决定无疑永远重塑了基督教与世俗权力的关系。为了彰显其承诺，他在新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大兴土木，建造教堂。在紧邻皇宫的制高点上，两座比邻的教堂拔地而起：一座献给“神圣和平”，另一座则献给“神圣智慧”——这便是最初的圣索菲亚。
这座由君士坦丁之子完成的木结构教堂，以及后来狄奥多西二世重建的更为华丽的版本，其遗迹至今仍可寻访。它们见证了早期拜占庭帝国如何将基督教符号与帝国权威紧密编织在一起。图像（圣像）在信仰表达中变得至关重要，因为在拜占庭人的观念中，图像不单是信仰的呈现，也关乎权威的延伸。帝国在公共空间、宫廷礼仪与教堂建筑中不断陈设基督与圣徒的形象，让皇帝的统治被包裹在一种“神所认可”的视觉秩序里。
查士丁尼：“所罗门，我已经超越你了！”
然而，真正让圣索菲亚名垂青史的，是六世纪的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他并非出身显贵，却有着重塑世界的雄心。当他走进他所下令建造的第三座圣索菲亚大教堂时，他低着头，然后缓缓抬起，目光被那前所未见的巨大穹顶牢牢吸住。最终，他呼出一口气，说出了那句穿越世纪的名言：“所罗门，我已经超越你了！”
众多周知，他口中的所罗门，是《圣经》中在耶路撒冷建造第一圣殿的以色列王。查士丁尼此言，不仅是在夸耀建筑的宏伟，更是在宣告：他所统治的基督教罗马帝国，已经超越了古代的犹太王国，其权力直接源自上帝。
他为何需要如此急切地用建筑来宣示权力？这背后是一场几乎让他覆灭的危机。公元532年，君士坦丁堡因赛车竞技场的帮派（蓝党与绿党）纠纷，爆发了席卷全城的“尼卡暴动”。整整五天，城市陷入火海与屠杀，三万人丧生，包括旧圣索菲亚在内的众多建筑化为废墟。查士丁尼的权威岌岌可危。
因此，重建圣索菲亚远不止是美学追求，更是政治上的生死存亡之战。他必须向臣民、向世界、甚至向上帝证明，他依然是天命所归的统治者。新建成的圣索菲亚，以其革命性的设计和巨大的规模，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教堂，并将这一纪录保持了近千年。当你置身其中，目光会不由自主地被那高达55米的中央穹洞吸引，仿佛它真的将天堂引到了人间。墙壁上闪耀的金色马赛克，焚烧乳香升腾的烟雾，共同营造出一种超凡脱俗的体验。这正是查士丁尼想要的效果：他的权力，足以在人间创造神圣。
这座建筑也是一场权力的“巡展”。支撑内部的八根深绿灰色大理石柱，据说来自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以弗所阿耳忒弥斯（戴安娜）神庙。这些曾支撑异教世界最著名殿堂的石柱，如今被用来支撑基督信仰的教堂，它们是石质的宣言：基督的权能不仅超越了犹太教的所罗门，也征服并转化了异教的过去。查士丁尼像一只喜鹊，从帝国各地搜集珍贵的石材和柱材，将圣索菲亚打造成一个微观的“世界帝国”。
分裂与亵渎：十字军铁蹄下的悲歌
查士丁尼的伟业并没能确保帝国永固。在他之后，拜占庭帝国历经起伏。与此同时，在阿拉伯半岛，一个新的信仰——伊斯兰教——迅速崛起，夺取了帝国大片东方领土。至中世纪，拜占庭不得不向西方同信基督教的兄弟——以罗马教皇为首的拉丁教会——求援。然而，东西方教会早已因教义分歧和权力争夺而心生嫌隙。
从1096年起，十字军东征开始了。这些来自西欧的军队，名义上是为了从穆斯林手中收复圣地，但往往掺杂着掠夺、冒险和复杂的政治动机。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发生了最致命的背叛。在威尼斯总督恩里科·丹多洛的操纵下，十字军没有前往耶路撒冷，而是调转矛头，攻占了富庶的君士坦丁堡——这座他们本该援助的基督教兄弟之城。
随之而来的是一场针对基督教城市的疯狂洗劫。而圣索菲亚，作为帝国权力与信仰的至高象征，遭受了最触目惊心的亵渎。历史学家们痛心地记录下这一切：士兵们剥走讲道坛上的银饰，砸碎祭坛，抢夺镀金的碎片。他们甚至将牲畜牵入教堂，让它们在神圣的大理石地面上排泄，故意玷污这一圣地。
查士丁尼梦想中“天堂降临人间”的殿堂，在那一刻变成了地狱。如果说圣索菲亚的落成是拜占庭权力的巅峰，那么它的被毁则标志着帝国跌入了最深的谷底。这次事件在东西方基督教世界之间划下了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痕，也极大地削弱了拜占庭帝国，为其最终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征服与转化：穆罕默德二世的诅咒
尽管帝国后来得以复国，但再也无法恢复昔日的荣光。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统治者）穆罕默德二世大军压境，围困君士坦丁堡。5月28日，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帕莱奥洛格斯在圣索菲亚举行了他生命中最后一次基督教礼拜。他的祈祷不是为了个人的解救，他已决心与城市共存亡。他说：“我怎能作为一个无帝国的皇帝生存？随城市倾覆，我亦将陨落。”
奇迹没有发生。城市陷落，皇帝战死，延续千年的拜占庭罗马帝国就此终结。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骑马入城，他径直走向城市的精神核心——圣索菲亚。在门前，他做了一個意味深长的举动：捧起两把来自战火废墟的尘土，洒在自己的头巾上，以示在神前的谦卑。然后，他进入教堂，下令将其改为清真寺。
这一转变充满了象征意义。他敬畏这座建筑所蕴含的神圣性，但他的征服行为本身，则是新权力对旧秩序的取代。他将圣索菲亚收归个人财产，迅速覆盖了大部分基督教元素（用灰浆覆盖而非销毁，这意外地保护了许多珍品），增添了指向麦加的米哈拉布、讲经台和宣礼塔。他深知，帝国可以被征服，但信仰的力量更为持久。为此，他甚至在一份长长的宪章末尾，诅咒任何试图改变圣索菲亚作为清真寺用途的人，祈求真主、天使和全人类的诅咒降临于他们身上。
圣索菲亚，从此成为了奥斯曼帝国的权力象征，其圆顶下回响着对伊斯兰先知的赞颂，长达近五个世纪。
现代的旋涡：从博物馆再回清真寺
奥斯曼帝国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崩溃。从废墟中诞生的，是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领导的现代土耳其共和国。作为一位坚定的世俗主义者，阿塔图尔克视旧帝国的遗产为落后与衰弱的象征。他进行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旨在建立一个西化的、世俗的民族国家。
1934年，作为向世界展示其世俗化决心的重要一步，阿塔图尔克下令将圣索菲亚改为博物馆。基督教马赛克被专家小心翼翼地从灰浆下清理出来，与伊斯兰书法并列展示。这座建筑首次被定义为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而非某一特定信仰。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权力宣言：新土耳其的权力，源于现代性与民族主义，而非宗教。
然而，历史的钟摆再次回荡。进入21世纪，在总统埃尔多安的领导下，土耳其的政治风向发生变化。埃尔多安及其支持者将作为博物馆的圣索菲亚视为共和国世俗精英对土耳其穆斯林传统身份的压制符号。经过多年的舆论酝酿，2020年7月，尽管面临全球疫情和国际社会的争议，埃尔多安政府依然正式宣布将圣索菲亚重新改为清真寺，并在此举行了盛大的礼拜仪式。他在讲话中，特别提到了穆罕默德二世留下的诅咒如今已被解除。
这一决定，与君士坦丁、查士丁尼、穆罕默德二世和阿塔图尔克的举措一样，是一次典型的权力象征行为。它通过改变一座建筑的用途，来宣示国内政治议程的转向和民族自信的重塑。
永恒的仰望与权力的悖论
今天，当你走进圣索菲亚，会看到一些奇特的景象：巨大的圆盾上书写着阿拉伯语的安拉与先知之名，而高处，基督教的天使则从角落里凝视下方；祈祷的地毯覆盖着地面，而指引游客的路线标识笨拙地穿行其间。它或许不再是查士丁尼时代的教堂，也不再是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的清真寺，但它所承载的历史重量，却与日俱增。
圣索菲亚的故事，归根结底是权力的故事。它揭示了信仰如何被权力工具化，而权力又如何被信仰所约束和塑造。然而，在这部漫长的权力叙事中，始终存在着一个深刻的基督教悖论，这或许也是圣索菲亚最终的启示。
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中，存在着一种对世俗权力的颠覆性理解。耶稣教导说，他的国“不属这世界”。他的母亲马利亚在颂歌中唱道：“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耶稣自己，从马槽到十字架，一生未曾掌握任何世俗权力的象征。他所展示的，是一种“在软弱中显得完全”的力量。
从这个视角看，圣索菲亚最接近其信仰本质的时刻，或许并非它在查士丁尼手中光耀万丈的献堂典礼，而是在1453年那个绝望的黎明，它作为庇护所，接纳了那些惊恐、无助的平民，与他们一同等待未知的命运。真正的力量，有时恰恰通过看似失败和脆弱的形式展现出来。
尽管功能变迁，身份更迭，但当你步入圣索菲亚，那种迫使你抬头仰望的冲动，千年未变。它的穹顶依然引导着人们的目光和心灵，超越地上权力的短暂纷争，朝向永恒与崇高。
君士坦丁堡已湮没于历史，伊斯坦布尔的面貌也已天翻地覆，但圣索菲亚依然矗立。它见证了梦想、骄傲、野蛮、征服、革新与野心。它提醒我们，在人类对意义与权力的追寻中，最宏大的建筑，既是我们的创造，也是我们的镜子和老师。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安徽籍传道人。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